“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義中說得很清楚，孫中山的信徒自無疑義可言。但是，在執行上，卻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但孫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隻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了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征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征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並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第二，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征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征地價稅，以便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
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並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蔣介石在峨眉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獲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於此者。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而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製，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著手之急務也。’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1坪約合3.3平方米——編者）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
蔣介石終於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裏，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於“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蔣介石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
孫中山的悲劇是閉門造車，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的悲劇是暗中叫苦，把三民主義就地還錢。孫中山又“創造”了“孫文學說”，主張“知難行易”，但他在“平均地權”上，自己就推翻了自己。這是“知易行難”喲！
1989年9月8日
蔣介石與“節製資本”
“節製資本”是民生主義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義中說得很清楚，孫中山的信徒自無疑義可言。但是，在執行上，卻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但孫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隻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至於節製資本方麵，亦並不能專在限製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麵著想，我以為節製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製之製，乃為管製之製。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製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內公私經營之資本。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製資本，使社會均富，無複貧富懸殊之理想。這樣地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產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產之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