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25日我到漢口，在武漢行轅主任程潛那裏得知：二〇二師的師部在成都，有一個旅在津浦線作戰，一個旅在鄂東，也不能調了。川軍三個旅：一六三旅在信陽附近跟二十師一道作戰；新十八旅在武漢附近，是程潛的直屬部隊，都不能調；隻有一六四旅駐在樊城，它實際上隻有四個破爛的營。至此，我才知道蔣介石所說的撥部隊交我指揮，完全是一張空頭支票。
1948年元旦那天，程潛先生對我說：“南京方麵來了兩三次電話，催你到襄陽去，那裏沒有部隊，怎麼能去？現在你不能去，我負責。你要是去了，共產黨要把你提起來。我調八十五師的二十三旅到襄陽去，等二十三旅到了那裏，你再去。”當時，我曾經這樣想：那裏沒有部隊，委員長不能不知道，沒有部隊，我怎麼能去呢？1月10日左右，我接到武漢行轅由程潛主任署名轉來南京方麵的一個電報，內容是傳達南京方麵的命令（不是用蔣介石的名義），催我趕快到襄陽去，“否則以違命論”。當時我很驚異，拿著這份代電到武漢行轅找第三處處長（忘了姓名），把原電交給他看，向他查問原委。他說：“這件公事，是參謀長（劉膺古）畫行的。”過了幾天，我又拿著這份代電去找行轅秘書長鄧介鬆，他一看這個電報，就把它收去放進衣袋裏，並說：“這是糊塗。”因為那時程潛先生正為了幫助我調派部隊到襄陽去，而此時我在武漢也正幫助程潛先生做副總統的競選活動，利用過去三青團的關係，把湖南、湖北兩省的票都拉過來，為程先生競選，所以程先生每次請客，幾乎都請我參加。
2月10日左右，我接到蔣介石從廬山發給我的電報，囑咐我兩件事：一是要我在轄區內春節期間禁放鞭炮，二是要我把到襄陽後的工作每周向他報告一次。我到襄陽以後，照他的命令行事，鞭炮禁放了，工作報告每周一次，但一個多月沒有指示。1948年3月20日，我到南京見蔣時，問他為什麼不給我指示。他回答說：“不知道這件事。”我很奇怪，不知他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
1948年7月，解放軍圍攻襄陽時，我打電報向蔣介石求援，他於13日（或14日）給我一個電報，要我把部隊都調到城裏去。14日（襄陽解放的前一日）他又給我一個電報，要我以“智勇”來對付“優勢之敵”。總之，他是隻要我為他賣命，其他的條件是不給的。我當時還不懷疑他，總以為他是無兵可調哩！
1947年4至10月間，我在南京很活躍，不是閑著沒有事做，而是有很多的事做；但蔣介石一則派我到熱河去，給我一個很高的空地位——當“主席”，再則要派我到北平和東北去搞新聞（政訓）處工作，最後派我到襄陽去做“司令官”，空調許多部隊給我指揮，而實際不派兵給我，說要擴大我的管區，實際並沒有擴大。總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推出去，把我派到遠離南京的地方，很明顯，他是覺得我在南京，對他培植蔣經國有妨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