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體悟了康同誌這一則事實，和他“團結就必成功”的這一句忠言的規戒，就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團結就是力量，就是成功的希望，亦就是大家的生路！沒有黨，就沒有今日的台灣，就沒有我們今日每一黨員個人生存的機會！如其再不團結，乃就是在毀黨、在禍國，也就無異於是在自絕和自殺！
蔣介石這裏講康澤“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說他“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樣熬過的！”說他“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事實上，康澤的表現，卻大異蔣介石之趣。原來中共釋放國民黨高幹，前後共有七批：康澤即是1963年釋放的第四批，比後麵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見他行為“良好”，不在話下，他要是“不屈”，共產黨是不會那麼痛快放他的。
蔣介石說康澤在牢裏“破衣一襲，寒徹骨髓”過的“隆冬天氣”，一個人能不能這樣一過十五年，姑且不論，但是中共放了康澤以後，康澤在特赦戰爭罪犯大會上，當場穿上共產黨發給他的“新衣一襲”時，卻全無“不屈”之色。可憐的國民黨！他們最後一個希望——“康澤同誌”會“抗節不屈”的希望，也在共產黨多年的“惡作劇”中，終使老康放水無誤！“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國民黨的“飛將”，在陰山已失之日，雖然健在，但是終場演的，卻是“可憐飛將倚新裝”的壓軸戲！哀哉老K！哀哉！
更漏氣的，是這位“抗節不屈”的將軍，出獄以後，還大寫回憶文字，揭發蔣介石怎樣耍他。其中最關鍵性的一篇，就是這篇回憶——
蔣介石為什麼叫我到襄陽去當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
1945年夏秋之間，蔣介石通過張治中先生強迫我辭去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處長職務，並派我出國考察。1946年6月，我在華盛頓接到三青團書記長陳誠的通知：9月間開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間開三青團中央幹事和監察聯席會議，希望我回國出席。我為了慎重起見，打電報向蔣介石請示，他的複電是：“安心在美研究，明春回國建設可也。”很明顯地表示了他不願我回國參加三青團幹監聯席會議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此，我就沒有回國。1946年底，我在華盛頓接到湯如炎（前三青團組織處副處長、中央幹事，黨團合並後，轉為國民黨中委）和劉書傳（當時在教育部做事）的信，他告訴我：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定於1947年3月開會，希望我回國參加。而且在1947年1月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曾正式通知我，要我回國出席3月間召開的三中全會。因而，沒有再打電報請示蔣介石，於3月6日從美國回到了上海。我想這是符合蔣介石要我“明春回國……”的指示的。不料，蔣介石還是不願我這時回國，對我回國是不高興的。
我從美國回到上海後，即於9日到南京，去蔣介石侍從室報到請見，蔣介石批由吳鼎昌代見，我憤而未去。3月12日，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開會，首先是全體中委謁中山陵，我去參加了。第二天舉行開幕儀式前，在會議休息室蔣介石接見我一次，因人多，沒有談什麼。在會議的過程中，宋美齡在她的住宅約見我一次，她問我：“見一見委員長嗎？”（那時蔣介石就在樓上）我說：“委員長事忙，他今天沒有約我，以不去見為好。”宋也就沒有再說什麼。
這一次的中央全會（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改選中常委三分之一，我以較多的票數當選。從1947年4月至10月，我在中常會和立法院與孫科、丁惟汾、朱家驊等人聲氣相通，與張群、李惟果密切合作，一切活動，都能得心應手。如：
（1）在中常會選舉指導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審核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名額的組織）：張群隻是政治方麵有些辦法，在黨內總是受CC派的排擠；我在黨內支持他，所以他很信任我，曾對我說：“你就可以代表我們三個人（張群、李惟果和我），我不在，你就可以代表我。”李惟果是個漂漂亮亮、滑裏滑頭的人，對張群和我合得來，與CC也合得來，他是四川人，但在四川的國民黨內沒有基礎，許多事要拉攏我；因此我和他們之間，對黨的事情辦得很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