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蔣介石終於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裏，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於“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於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製造了意識形態的障礙。
“漲價歸公”之外，作為民生主義王牌的“節製資本”，亦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人也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仍隻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至於節製資本方麵，亦並不能專在限製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麵著想，我以為節製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製之製，乃為管製之製。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製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內公私經營之資本。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製資本，使社會均富，無複貧富懸殊之理想。這樣的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產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產之共產主義。”於是，蔣介石又進一步說：“至於總理所說：‘國家經營之企業，凡有獨占性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礦產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又說：‘要發達大實業，照我們中國資本、學問和經驗，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資本。我們要拿外國資本，來造成我們民生社會主義。’由這段話來看，就可知道總理所說的節製資本，其目的乃在發達國家資本，並非是限製私人資本，而不許人民參加國家經營之企業。我以為總理之意，不但是獎勵人民私人資本投資於國家企業，而且要獎勵外國資本來投資於我們國家的企業，以發達國家資本。不過私人資本應由政府負責調節與管製，而防止其過分地畸形地發展，以免產生大富階級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顯，我故曰節製資本，並非限製私人資本，乃將私人資本由政府予以調節管製，使之有計劃地發展，而且獎勵私人投資於國家企業。如此隻要國家資本發達，則私人資本亦必經過節製階段，而更可使之發展，不過始終要由政府加以調節管製。因之亦就可知總理的節製私人資本之本意，不僅是加以調節管製，而且寓有保護之意。”蔣介石又說：“此實為節製資本之真諦，而於今日我國經濟之發展更為重要。因為國家所經營的大企業，除了極少數具有國家特別需要性質，必須由政府單純出資經營以外，其他大多數企業，皆可組織股份公司，讓民股參加，而由國家經營（甚至也可以容納外國資本在內，那對於國內私人資本，自然更無排除之理）。當時總理所指如鐵路、航業、礦產皆由國家經營，我以為今後時代變遷，而且我國人民的經驗學問，現在亦並不比外國人為差，故這種國家企業，一麵自可組織公私合營的公司來興辦，一麵還可運用我國人民自己所有經驗學問來管理公司，以發達國家資本，乃為合理合時之舉，我們不能將總理的良法美意，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使革命建國的事業遭受阻滯，以至於如過去那樣挫敗。”
蔣介石這一“機密”文件，充分說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早被他的信徒給“修正主義”了，蔣介石以為“節製資本”中的節製，乃是“調節之節”、“管製之製”，其實孫中山的原意，絕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繹與解釋，除利用外資一點外，也全部與“總理遺教”不合。當年孫中山公開說：“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如今蔣介石卻暗中說：“今後時代變遷”，不可“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總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師孫中山“節製資本”之名而羊頭狗肉之。掛羊頭固然仍可以賣狗肉，然而總比不上貨真價實的大商號。
蔣氏父子由於知識上以及信仰上的限製，固然不可能主動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經濟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動。這些多多少少給資本主義經濟起飛的台灣帶來負麵或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