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撤退到台灣，不能說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並非民主不夠，而是獨裁不足，張群先意承旨，早於1951年1月16日在“總統府”大禮堂召開的“行政院”設計委員會上，公然指出“憲法”必須修改，陳誠還補充說，“當年結束訓政與製訂現行憲法因受黨外影響”，回到大陸後可研究仍采用訓政。最後決定“權在總裁”，做最後的決策（見蕭同茲未刊日記），日後一再“違憲”連任也就不足為奇了。
1966年11月12日，蔣介石發表了《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收入《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大唱發揚中華文化的高調，國民黨人群起附和，稱之為“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此一運動是否複興了中華文化呢？
事實上，文化其名，政治動機與目標其實。……（編者略）
蔣介石倡導的“文化複興”，其政治性是十分明顯的。他本人就毫不隱飾地把中華文化與三民主義掛鉤，把孫中山與中華一貫的道統文化掛鉤，更侈言：“今日複興基地之台灣省，實為彙集我中華文物精華唯一之寶庫。”（《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第4230頁）在蔣介石的政治號召下，全台灣各界人士熱烈響應，於1967年7月28日，在陽明山成立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通過推行綱領與組織章程，並請蔣介石為會長。一呼百諾，又略見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華文化並沒有在文化沙漠中複興起來，由於複古意味較重，也不可能複興起來，更與現代化運動有礙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強稱之為反毛反共運動，或重振三民主義運動。蔣介石希望這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運動，但是像當年的“新生活運動”一樣，曇花一現，無疾而終。如今蔣氏王朝終結之後，連三民主義都要被取消了，連中國文化都要被視為外國文化了，文化複興運動之無根，可見一斑。
總之，在政治高壓下、思想冰河裏、文化沙漠上，蔣介石為所欲為，死而後已，無人可以阻攔。在父親的蔭庇下，蔣經國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後“部長”、“部長”而後“院長”、“院長”而後“總統”，似乎是水到渠成，實際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第四節屈辱的“對日和約”
1987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朝日新聞》在第二天（12月1日）以頭版頭條處理，大意說：《日華和約議定書》中台灣對日本的賠償要求，為了表示善意而自動放棄的說法，是蔣介石以德報怨的結果。但是三十日發表的“外交文書”中，台灣並非爽快放棄，而是以此作為談判籌碼換取條件，過程中顯然可見：日方亞洲局長倭島英二在1952年3月14日見到張群說：“其他聯合國會員國放棄可以，中華民國絕對非要不可。”倭島英二則說，貴國不是寬大在前嗎？到了第八次非正式會談，葉公超卻以“絕對機密提案”，表示要向政府建議以“自動放棄方式，換取其他條件”。而所謂其他條件，則是“與《舊金山和約》規定的聯合國會員國同等地位”及承認國府為全中國的代表等。《朝日新聞》的結論是：台灣的“國府”為了死要麵子，爭取“大國”的地位，終於為了虛名而放棄一切。日本方麵的檔案公布和輿論評述，告訴了人們：蔣介石從對日本“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其中有不足為外人道、但外人卻明明知道的心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