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定位看，孫立人案的種種冤情，確如嶽飛案。嶽飛案的成立關鍵是憑“眾證結案，而武穆竟無服辭雲”。這就是說，全憑別人的旁證咬嶽飛，並沒有嶽飛自己承認的證據，孫立人也是“無服辭”，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的罪名是“措置別做擘劃”，孫立人案的罪名是“明告叛亂計劃”，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輿”，孫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罵元首”，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中的元凶趙構殺嶽飛以免直搗黃龍，迎回兩宮；孫案的元凶蔣介石囚禁孫立人以免妨礙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調。最妙的，嶽飛本人並沒“依軍法施行”，而是以“詔獄特賜死”；孫立人本人也沒“依軍法施行”，而是“另案辦理”，以手令特賜在家軟禁，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手下的張憲、嶽雲等都“依軍法施行”；孫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雲錦等也都受軍法審判，也是古今同調。所不同的是，嶽飛案中有罪犯“送二千裏外州軍編管”；台灣太小了，隻好送幾百裏外綠島編管了。汪榮祖有詩為證：
一
暮年不複舊英姿，一死餘哀感此時。
本意沙場爭愛國，豈知衙內每徇私。
傷黃泣李枉囚雪（黃氏姐妹與李鴻），摧骨捶胸午夜悲（聞孫將軍被囚禁後，中夜醒來捶胸悲鳴）。
難望趙秦平冤曲，如聞怒發衝冠詞。
二
秉鉞專征追馬班，江南浴血氣如山。
傷痕累累終無悔，禁網深深久困閑。
百戰功高罕有失，揚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鑒還清白，又燭東窗構檜奸。
我們不難發現，真正製造冤案的，不是別人，而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原因是孫立人反對政工製度，與太子為難。世人罵秦檜而不罵宋高宗趙構，是錯誤的。——沒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檜扳得倒嶽飛嗎？真正製造風波亭冤獄的，乃是“領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嶽飛案是多少年前的曆史陳跡，可是孫立人案呢，卻是活生生的現代版，並且還有增訂版。蔣氏父子的心術，實在超過宋高宗之上多多。因為宋高宗晚年，在讓位給兒子宋孝宗後一個月，就由兒子承旨下詔，把嶽飛“追複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予錄用”，表示對嶽飛的抱歉。可是蔣氏父子呢？在他們有生之年，不但使孫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們死後，未亡人們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蔣介石敗退到台灣，似應痛定思痛，不再CC、不再黃埔了，國民黨也要改造了。一時之間，文有吳國楨，武有孫立人，結果仍然是權宜之計。曾幾何時，這一對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蔣政權更加“私”了，私到兒子身上去了。吳國楨說老蔣“愛權甚於愛國，愛子甚於愛民”，可稱一針見血之見。其實知蔣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憶錄裏亦曾指出，對蔣而言，要區分他個人以及他本國的利益，並不容易（Staurt，Fifty Years in China，p.276），也就是說公私根本不分。蔣介石自稱革命一生，到頭來在小島上建立小朝廷，傳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頭禪：“這教人從何說起呢？”
第三節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1959年，三位美國學者在台灣實地調查教育文化狀況，寫了一篇報告，直指台灣是“文化沙漠”（cultural desert）。台北的“學術權威”李濟認為“旁觀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這三位學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歸納為五條：
一、最初接收時，有些訓練不夠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陸來的學人，精神頹唐不自振作，並且不少失去了讀書興趣的人以教書為臨時職業；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沒有做任何長期打算；四、社會裏、政治裏流行的各種禁忌，因之思想的範圍大大地受了限製；五、青年的學者不肯到大學來。（《文化沙漠》，《自由中國》第二十一卷第十期（1959），第302頁）
其實，這五條之中，第四條是“綱”，其他都是“目”。“各種禁忌”，乃是政治高壓的產物；在政治高壓下，思想不僅受到限製，根本受到禁錮，以至於形成冰河狀態。思想應該愈活潑、愈有問題愈好，因為活潑的思想才能產生創造文化的智能，有問題的思想才能使文化進步與繁榮。然而在蔣氏父子的高壓下，思想有問題是可以被槍斃的，有幾個人敢惹“思想”，當然導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