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憲法上規定關於軍政人事及凡屬於總統職權者，宗仁應有絕對自由調整之權。
（二）所有前移存台灣之國家銀行金銀外彙，請總裁同意由政府命令運回。
（三）所有移存台灣之美援軍械，請總裁同意由政府命令運回，配撥各部使用。
（四）所有軍隊一律聽從國防部之調遣，違者由政府依法懲處。
（五）為確立憲政精神，避免黨內人事糾紛，應停止訓政時期以黨禦政之製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員會之擬議，應請打消。所有黨內決定，隻能作為對政府之建議。
（六）前據居覺生先生由溪口歸來報告，總裁曾表示，為個人打算，以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現時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擬請總裁招攜懷遠，俾收內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項，必須能確切做到，宗仁始能領導政府，負責盡其最後之努力，否則唯有自請解除代總統職權，以免貽誤黨國。
李宗仁終於痛定思痛，向蔣攤牌，以此《談話記錄》為“哀的美敦書”，促蔣“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這份“最後通牒”派專機送呈在上海的蔣介石（見李宗仁致張發奎函，藏紐約哥大特藏室）。蔣之回答極妙，他完全不承認幕後操縱，說得冠冕堂皇，如謂“總統職務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雲雲，所以前五項要求，他認為當然之事，似乎是說根本多此一問。至於最後一項要他出國，他又耍起賴來，說是：
且在過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責我以牽製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正又將負妨害外交，牽製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正為民主國之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見張發奎檔）
他堅稱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際、幹涉政治之行動”，否認之餘，並且說：“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正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而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為牽製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遠引，對於政治一切不複聞問。”果如是乎？顯非由衷之言。權力在其手中，話盡可說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還是莫可奈何，隻好抱病離國赴美就醫去也。蔣介石打了敗仗，要毛澤東“悔禍”於前，要李宗仁“背黑鍋”於後，亦雲奇矣。
第二節怎樣謀殺楊虎城
蔣介石下野，準備動身離京前，李宗仁見到這樣一幕：
這時於右任忽然老態龍鍾地追上去，口裏喊著：“總統！總統！”蔣先生稍停問何事。於右任說：“為和談方便起見，可否請總統在離京之前，下個手令把張學良、楊虎城放出來？”蔣先生隻把手向後一撒說：“你找德鄰辦去！”說畢，便加快腳步走了。拖著一大把胡須的七十老人於右任，在眾人注視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這才黯然地離開會場。（《李宗仁回憶錄》，第898頁）
蔣介石的心情已經不佳，不知趣的於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惱怒之情溢於言表，“找德鄰辦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務手中，德鄰辦得了嗎？可憐於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顯示：蔣介石人下野，權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還可謀殺。楊虎城就是在重慶解放前，被特務謀殺的，從本人到次子、從次子到小女兒、到秘書宋綺雲夫婦和他們的小孩子（兩個小孩子都不到十歲）、到副官閻繼明、到警衛員張醒民，都被亂刀紮死。特務替主子殺人，而李宗仁代總統不知道，足證特務完全是蔣介石私人的特務。
蔣介石對西安事變兩主角張學良、楊虎城，恨楊尤甚於張。他起先一直認為楊是主謀，後經敢做敢當的張學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謀，甚至說楊是受他之累，蔣氏《蘇俄在中國》說：“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九卷，第71頁）雖然終於接受張是“主動”者，但仍要說楊首先提出劫持主張者。蔣恨楊，因楊於西安事變後並不乖乖地“悔禍”，還要嘴硬，還要揭蔣的瘡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