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緒非常不寧，影響他的健康極大。當時最大的問題有二：一為軍事情勢的逐漸逆轉；一為發行金圓券而實施後的限價政策，逐漸動搖。前者使各方麵龐雜的意見，紛然而起，他們很多想經由先生而上達蔣主席。有的用書麵陳述，有的當麵請見，也有的直接以電話互談。凡是要見先生的，除一二具備排闥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見；書信也向來由我代拆代複（必須先生核準）。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對我信任，所以我有膽量接受各方意見或看到各方建議，把它壓下來，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難免聽到一些不樂聞的議論，所以居恒鬱鬱不樂。有的根本瞞不住的，例如當時食品已造成黑市，鄉間至城市的糧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複進入城內，城內糧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搗亂，山西路一帶發生搶米風波，先生辦公室距山西路不遠，呐喊人聲時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後窗遙望，表情凝重，無語而退。
當時國民黨以戒嚴來對付搶米的老百姓，每天槍殺沒飯可吃鋌而走險的老百姓，朝夕不絕。這種現象，對陳布雷說來，不再是遙遠迷蒙的流民圖，而是近在咫尺的現實畫了。
更“目睹耳聞，飽受刺激”的，最引起陳布雷無奈之感的，還在他自己的家裏。陳布雷共有七子二女。這九個孩子中，陳璉（憐兒）最早做了共產黨。陳璉是1919年生的。她的母親是楊夫人，生她以後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頻，氣血虧竭”而死。陳璉長大後進入師範，讀了一年就轉入杭州高中，後來進了西南聯大地質係。1939年，她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又轉入中央大學曆史係。抗戰勝利後，她在北平貝滿女中教書。1947年，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了中共北京地下電台，又在保定、西安、蘭州發現中共組織和地下電台，大肆搜捕，發現了陳布雷的女兒陳璉竟是共產黨，蔣介石為之大為驚訝、震怒。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餘，很感慨地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麼。”其實國民黨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麼。陳璉被捕時，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動人聽聞。
不但女兒做了共產黨，小兒子陳遠（積樂，後改名陳力）也過去了。陳遠是1926年生的，他的母親是王夫人。1946年，北平發生美軍強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認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報告中說是“個別美國人的惡行”，見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94-95），陳遠參加示威，被國民黨“青年軍”毆打。他在1952年正式加入共產黨，後來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讀物組負責人。不但兒女發了紅，連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陳訓惠也出了問題。陳布雷死後，除長子陳遲（積泉）學農，在台灣做農業專家外，夫人和子女們都“投共”了。三子陳適（積皓）同濟大學畢業，學工，是鐵路工程師，原被國民黨派到奧地利工作，後來“回歸”大陸了。長女陳繡也入了共產黨。
陳布雷死前寫遺書，給兒子們的信中有所自辯，這種自辯，他不對國民黨同誌說，而隻對兒子們說，事有蹊蹺。他寫道：
泉兒、皐兒、皓兒、皚兒、明兒、樂兒：
父素體荏弱，遭時艱危，知識暗陋，而許身國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時宜，積是因緣，常患嚴重之腦病，夏秋以來，病體益複不支，今乃中道棄汝等而去，如此下場，可謂不仁不智之至，內心隻有悲慚，汝等不必哀痛，當念祖父逝世時僅四九歲，而父之年已過之矣。
國家遭難至斯，社會浮動已極，然我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此點汝等或不詳知，為父則知之最稔，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汝等現在已長大，當無待我之囑咐。
汝母今後之痛苦不忍預想，汝等宜體我遺意，善為侍養，曲體親心，皚兒最好能轉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護持，明樂仍修畢學業，汝兄弟務宜友愛互助。
彥及 手書
這信中說“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顯然是一種自辯，但這種自辯的結構是很勉強的，他已明白承認自己“知識暗陋”，對照起其他遺書中自覺“誤國”與“自譴自責”的話，陳布雷對他子女“前進”反國民黨，自己卻“進退無措”做國民黨，一定有他內心的矛盾、衝突與隱痛。這一現象，正因為發生在他一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衝突與隱痛就大為嚴重。他最後以一死來解脫，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無可奈何之苦衷”、是對自己一個現實與理想對立的交代（參閱程滄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報》1958年11月12日），這種交代，不是對“反動派”的外人的，而是對“反動派”的家人的，對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這是何等哀呼！陳布雷最後的以死自懺，正是在回應這一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