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羅列入祠”事件相對的，康澤沒死，幸虧證實得早，否則小笑話之後一定會鬧大笑話，因為康澤比起羅列來，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這種分量，使蔣介石在康澤未能殉難以後，仍舊不肯死心，而要強調康澤“抗節不屈”的事跡。康澤如“被俘不屈”，縱然沒死，也是雖敗猶榮！1964年7月，蔣介石在第九次黨務工作會議上，講康澤“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說他“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過的”，說他“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另外再請看一副挽聯：
襄陽當南北要衝，彈盡而莫之濟；糧竭而莫之援。十七日閣部揚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黨國史乘，勞改而終不變；酷刑而終不屈。廿五載文山土室，丹心正氣，獨有千秋。
這一挽聯所顯示的心態，就是一個顯例。挽聯上“十七日閣部揚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載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這種典豈用得？史可法死守揚州，最後是殉難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後是死節了的，而康澤被共產黨關是1948到1963年，前後十五年。他在1963年被共產黨釋放後，還在到處參觀、留影紀念、遊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來“廿五載文山土室”呢？至於說康澤“卒為中共所俘，備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樣引起對康澤死難的錯覺。文筆也好，史筆也罷，措詞總不能這樣瞞天過海吧？康澤既是1963年釋放的第四批，比後麵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見他行為“良好”，不在話下，他要是“不屈”，共產黨是不會那麼痛快放他的。蔣介石說康澤在牢裏“破衣一襲，寒徹骨髓”過的“隆冬天氣”，一個人能不能這樣一過十五年，姑且不論，但是中共放了康澤以後，康澤在特赦戰爭罪犯大會上，當場穿上共產黨發給他的“新衣一襲”時，卻全無“不屈”之色。“康澤同誌”會“抗節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產黨多年的惡作劇中，終於證明老康放水無誤！
在鄧文儀發表康澤殉難後三十五年，同一位鄧文儀先生又發表了大手筆，他在《黃埔學生六十年（中）》（《中國人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83年7月15日）裏，有這麼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後誓不屈服，腳鐐手銬，囚首垢麵，種種非人的折磨，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至於各級被俘的十數萬軍官與三萬政工人員，其中十分之八均為黃埔學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體屠殺，或監禁在集中營裏做勞工，受盡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陽之康澤、成都之曾擴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氣之顯揚，萬千黃埔學生隨著大陸淪陷而壯烈犧牲的戰跡，更締造了中國無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戰史。
請看這又是何等引人入錯啊！杜聿明早在1959年就被共產黨釋放了，照《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一期（1981年7月1日）的扼要小傳，他被釋放後：
……稍後任“政協”全國專員，補任“政協”全國委員。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與之重聚。五十三年12月，任三屆“人大”代表、四屆“政協”全國委員。六十一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共，應邀出席“國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二度在“國宴”上露麵。六十四年1月，任四屆“人大”代表。六十七年2月，任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五屆“人大”代表。六十九年11月，因腎病複發住院。七十年5月7日晨7時27分，因並發心髒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歲。
試問這是“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嗎？鄧文儀的“脂粉作業”、“塗金作業”，目的就是要給人死節的錯覺。
1948年12月下旬，當杜聿明及其兩個兵團被圍於陳官莊之時，傅作義正坐困北平。華北“剿總”傅作義原有五十餘萬大軍，實力不容藐視。毛澤東又洞燭機先，棋快一著，急命林彪率東北新勝之師，迅速入關，切斷了傅作義大軍西退或東進之路。而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徐蚌戰役已弄得焦頭爛額，竟無暇正視平津局勢。傅作義於11月3日親自飛抵南京求見，蔣不知故意還是真無時間相見，隻命國防部長何應欽接見，轉達幾點意見，未必切實可行，更無積極支持的保證。當12月14日，共軍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義乃決定與中共和平談判，達成協議。12月31日，解放軍入城，（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不戰而降，免除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毀，實有功於中華民族，所以他的命運與戰而後降的國民黨將軍完全不同，不但沒有勞改，而且當上新中國的水利部長。當然蔣介石視其為不忠，但是蔣要求傅對他個人效忠，他還不配，因為他從來就沒有視傅為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