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所期望的理想社會其實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當然，這樣的社會必須是把“社會公德”置於“血親私德”之上，因為唯有泯滅血親私德，才可能讓一個國家能夠高度組織化。但是好景不長，短命的大秦王朝讓漢朝統治者們對這樣一種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產生了懷疑，於是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的時候，第一個開刀的就是法家。《漢書·武帝紀》記載：“建元年冬十月……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沒過多久，董仲舒又在上《天人三策》時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主張，並被漢武帝欣然采納。從此以後，法家學說似乎銷聲匿跡，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儒家是強調“自律”的，但是法家主要是強調“他律”。所謂“自律”，就是指個體的道德，也就是一般我們常說的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而“他律”，就是指社會的道德規範，也包括各種形式的社會監督及獎懲的機製。從“自律”與“他律”的關係來看，“他律”其實是相對“自律”而言的，它所強調的道德責任主要取決於道德規範的本身，而並不是出於主體自覺的道德意向，因此就具有很強的強製性；而“自律”則比“他律”更進了一步，是一個人對道德責任的自覺意識，它強調的是道德主體的理性和意誌。在《漢書·元帝紀》中，漢宣帝的一句名言正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法家學說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中所發揮的作用——“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第二，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是如何應用法家思想的？
我們不去看那些比較特殊的時期，也僅僅是以領導者為主要考量的對象。法家講的統禦術，一方麵針對領導者本身心性中的本質、動機及想法，提出了應對策略；另一方麵則提供被領導的人的心態，從而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機製，製定法律法規，規劃出治理國家的藍圖。這兩方麵都展示了法家學者傑出的經營管理智慧，對現代社會有著很大的啟示。
首先，我們來看看領導者自處方麵。
法家從道家思想得到啟發，對領導者自處提出了兩方麵的意見：一是虛靜無為，一是任勢。
領導者和民眾一樣都是平常人，同樣也具備人的常性。而領導者的心性一旦被臣下所洞悉，那麼臣下必然會逢迎拍馬，甚至隱惡揚善，所以領導者應該明法以去私，避免自己因為小人好惡而傷法；或因為臣下洞察到自己內在的心思而被蒙蔽。因此，“法”便順應而生。
任何事情以法為依據，則可以善惡分明，賞罰清楚，作為領導者便能謀求國富兵強，而作為臣者也因此而不至於奪上權柄。比如《韓非子·五蠹》篇中講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英明的君主治國的方法，在於專一的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堅定的用術而不崇尚誠信，這樣法治才不會敗壞，而群臣也不會有奸詐的行為。
而另一方麵，法家認為權勢是很現實的實權和威勢，是國君治國的資本。所以，《韓非子·內儲說下》中寫到：“權勢不可借人，上失其一，下以為百”，權勢必須由領導者一個人把握，絕不可以假借他人。
下來我們再來看看法家思想在管理臣子方麵。
當領導者在管理手下的時候，考察手下業務水平的時候，必須掌握“刑德”二柄，也就是說，作為領導者隻要製定出刑德的標準，讓手下的人得以遵循，那麼這個領導者就能夠成就霸業。
我們都知道，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法”，依法而任官，循名而責實，信賞必罰，為的就是讓整個組織有一個統一的行為標準。在法家，法首先是公平而公開實踐的。其次，法的執行結果必須是信賞必罰的，隻要這樣做了，整個國家、社會也必然會秩序井然。
還有，法家講“術”。韓非子給術的定義是：“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我們可以看到，“術”包含了君主對臣下的考察、監督、獎懲等整個管理過程。
韓非子認為用術其實就是“循名而責實”。這裏的“實”就是組織中那些擔任職務的人。“名”就是這些人的頭銜。所以領導者的責任就是把某個特殊的名分加於某個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職務授予一定的人。這個職務的功能，之前必須已經由法規定了，也已經指明了，所以領導者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他用什麼方法完成任務而操心，隻要通過結果來考察功過就行了。這就是君主使用、控製群臣的具體原則及方法，即“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韓非子·用人》）
在這裏，韓非子並沒有像孔子那樣要求“正名”，而是要求“正實”，也就是用“名”作為標準來責求“實”是否與“名”相符，這顯然更加的實際，也更加的理智。
我們回顧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可以說，在某些方麵法家的理智思索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儒家。因為當時雖然孔子、孟子所謂的仁義學說非常美好，但就當時的現實狀況來講，這些學說很多隻能是理想。所以，晨門曾經譏笑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而梁惠王也認為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苟卿列傳》）。相反，韓非子無論是對於現實問題的認識，還是解決方案的提出，都有極強的可操作性。
第三，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管理體係
上麵已經給大家講到了，法家崇尚的是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管理體係。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在此三人的基礎上，韓非子分析各自的優劣，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定法》篇，韓非分析了申不害、商鞅片麵的缺陷，論證了術與法兩者都是不可偏廢的。他認為術者，“人主之所執也”；法者，“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所以，申不害輔佐韓昭侯長達17年，當時雖然有萬乘戰車的強盛兵力，但是韓國也沒有完成稱霸於諸侯的大業。這是因為當時的君主隻知道運用術，而各地方卻沒有盡力修治法令所造成的禍患，“托萬乘之勁韓，17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
但專修“法”而不行“術”的君主也是無法完成大業的。韓非子以商鞅治秦為例。商鞅治理秦國，“徒法而無術”，建立檢舉和連坐製度，以求考察得到犯罪的真實情況，使居民之間都互相監視，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如果不告發也連同治罪，對有功的人則實行豐厚的獎賞，而且說到做到；對犯法的人則施以重刑，而且堅定不移。這樣完備的製度果然讓秦國達到了富而兵強的目的。但“無術以知奸，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君主沒有運用“術”去洞察奸邪，商鞅雖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國富兵強，而大臣反倒利用變法成果謀取了私利。所以秦國雖有強盛的國力，卻幾十年都沒有完成稱帝的大業。
除了法、術之外，慎到的“勢”論也是為韓非所認可的。慎子以“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螻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為喻，來論證“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者”（《韓非·難勢》）。韓非讚同慎子的論述，認為隻要“抱法處勢”，那麼國家也可以治理得很好。如果“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人而辯之，不能治三家”。沒有獎賞的勉勵，刑罰的威懾，拋開權勢放棄法度，就單純的靠領導者的勸說，是不可能治理好一個國家的。
所以，作為一名領導者隻有取長補短，將法、術、勢結合在一起使用，才可以達到治世。
【國學小講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苟誌於仁矣，無惡也。”
孔子說：“隻要有誌於仁道的實行，就不會有惡行了。”
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是很重要的，如果政績觀正確了，就不會有惡政了。保持正確的政績觀，即使在工作中有失誤和過錯，也不會形成惡政，惡政的形成必然是因為人的心術不正和有意做壞而導致的。
【品故事，明心誌】
耳冷眼熱
有個叫王文成的人，最近被朝廷封了爵位，同僚中有個人很眼饞。有一次，王文成上朝時，戴了一頂兩邊有垂帛遮住耳朵的帽子。那個同僚看見了，笑話他說：“先生耳朵冷嗎？”王文成回答說：“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五、《論語》治天下的深意
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學家不受《論語》這本書的影響。“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出自《宋史·列傳十五》，“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北宋起於五代的藩鎮割據之亂，趙普協助趙匡胤解除了藩鎮對中央的威脅，製定新朝的典章，可以說是北宋的開國元勳。《宋史》對他的評價是：“普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少習吏事的經曆使趙普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他在晚年更是悉心研讀《論語》，這為北宋政治崇文重禮奠定了基礎。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被稱為中國人的《聖經》。這本被中國人讀了幾千年，包含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與治國之道，是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一把鑰匙。由於《論語》和中國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肉聯係，曆代的思想家對《論語》都進行了無數的闡釋和發揮，所以《論語》所包含的文化價值已大大超出了這本書創作時本來的價值了。
提到《論語》，我們就不得不去談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於公元前551年的魯國（今山東省南部），祖先是商的後裔。孔子的家族在孔子出生前已經沒落，從《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中來看，孔子家世貧寒，他曾在魯國任職，五十歲時，由於政局混亂，被迫退職出走。從這以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裏，他與弟子周遊列國，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社會和改革理想，但是卻很不順利，處處碰壁。晚年的時候回到故鄉，整理上古文獻，編成六經。
孔子生前已經是人們公認的淵博學者。《論語·子罕》篇記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這位身處達巷的無名人氏稱讚孔子學問淵博，很難用某一方麵的專長來概括他的成就。孔子自稱對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實他的學派對古代文明進行了新的詮釋，吸收了古代文明的精華，創立了一個新的文明傳統，一直延續到近代。司馬遷對孔子的評價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孔子就像高山一樣，他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我雖然不能達到夫子的高度，但追崇和仰慕他的心情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司馬遷讀了孔子的著作，又親自到孔子的家鄉考察孔子宗廟的輿車、冠服、禮器，看到當地讀書人在他家學習禮儀的情況後，遲遲不願離去，感慨道：“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可見，孔子雖然沒有成為顯赫一時的大人物，但他的影響遠勝於所有的天子王侯，到了明朝中期以後更是尊崇他為“至聖先師”。
《論語》中孔子最主要的治國方略就是重禮，即所謂“克己複禮”。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彭林先生曾經指出孔子對禮的闡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是指周禮，就是周公所製定的西周禮製。西周開國之初，周公治理作樂，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二是體現德治、仁政的途徑。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提出了“仁”的思想。而禮則是把“仁”進行了具體化。在《論語·為政》中有這樣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可見孔子認為通過嚴刑酷法來治理國家，老百姓就會因為畏懼刑罰而不去觸犯法律，但是老百姓的內心並不會感到羞恥。而用禮來保證道德目標的實現，結果就不相同了，老百姓會因為有了羞恥之心，不僅不會做壞事，而且會出現上進心，做很多的好事。
第三，禮是個人修身的手段和方法。孔子認為君子一方麵要“博學於文”，積累淵博、深厚的知識，同時也要“約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
孔子認為社會走向秩序、實現禮製的首要措施是“正名”。有一次，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說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如果一個國君按照為君的原則做事，他就不僅有君的名分，也有君的實質。如果一個君王空有其名，而沒有君王應具有的品質，即便在大眾麵前他是君王，其實他本質上是根本配不上“君”這個名分的。
在複雜的社會關係裏，每個人都有不同責任和義務，每個人也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分，這就要求每個人都應當完成他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孔子主張“正名”的意義。現在治理國家也要求“各盡其事”，隻有這樣一個國家才能治理的井井有條，和諧穩定。
【國學小講堂，人生大智慧】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聽到後說：“思考兩次就可以了。”
“三思而後行”其實就是一個謀事的方法。按說，孔子強調“慎”，三思而後行就是“慎”的具體方法，其實有些事情思考一次就可以了。但是重要的事情，不但要三思，還應該多思。做什麼事情都要有一個分寸，用過了頭，好的方法也不會產生好的效果。
【品故事，明心誌】
為人處世要謙虛
大學士蘇東坡和禪師佛印是一對好朋友，他們經常在一起參禪論道，談論佛法。
這天，佛印禪師照例登堂講法。他已事先通知了蘇東坡，可蘇東坡路上碰到了妹夫秦少遊，耽擱了一些時辰，等到他趕到法堂時已經沒有座位了。他隻好東張西望尋找坐的地方，不知不覺就找到了佛印禪師的法壇下麵。佛印看他東張西望的樣子，就知道他在尋找座位。於是對他說：“你來晚了，人都坐滿了，這裏沒有你的位置了。”言外之意是說他不守時間，沒有時間觀念，不配參禪聽法。
蘇東坡聽後機鋒相對：“這裏沒有座位，那我就以禪師四大五蘊的身體為座吧！”
佛印說：“如果你能回答出我的一個問題，我就把身體給你當座位。如果回答不出，你就得把腰間的玉帶留給本座。”
蘇東坡想都不想就非常爽快地答應了。隻聽佛印說道：“我的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請問學士你要坐在哪裏？”
蘇東坡聽後，支支吾吾半天也沒有回答上來，隻得解下腰間玉帶給了佛印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