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史家文化受到儒學的哪些影響
我們把儒家思想也叫做儒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所以也稱其為儒教。剛開始的時候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自漢代起指由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創立、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思想流派，從漢代以來，這一思想在很長的一段曆史時期裏都是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即使到今天也是我們主流思想的基礎。
第一，孔子所著的《春秋》與司馬遷寫的《史記》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是從孔子開始的。從社會活動的角度看，孔子是一個大思想家，他創立了儒家學派。他提出的“仁”學說，即要求統治者能夠體貼民情，愛惜民力，不要過度壓迫剝削人民，從而來緩和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他主張的以德治國，反對苛政和殘酷的刑罰，這些都成為我國2000多年來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
孔子還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在奴隸社會裏，貴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可以說文化教育被官府壟斷了。可是孔子卻開始興辦私學，廣收門徒，突破官府的壟斷，擴大了教育對象的範圍。而且孔子還主張“因材施教”，對不同的學生，進行不同的教育。作為先秦時代的思想代表者，孔子的某些思想也體現在一些學術活動中。例如他晚年編訂古代文化典籍《詩》、《書》等幾部書，以及根據魯國的曆史材料而編成的《春秋》，不但對古代文化的保存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更重要的則是對中國古代史家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一點又集中體現在了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上。
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它對後代史家和文家的影響在我國文化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司馬遷編著《史記》的目的在《自序》篇有詳明敘說，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很明顯，司馬遷創作《史記》就是為了和孔子的著述相比較。
雖然，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境遇都與孔子有所不同，可是他們苦心孤詣，謀求保存文獻的崇高誌願是一致的。這一點司馬遷在《自序》中引錄了他父親司馬談稱讚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的一段評述，特別是在強調《春秋》一書的作用時也有體現。他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肯，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這一論述，無疑是對孔子《春秋》創作思想的深刻闡發，也是一種深刻的發展。此外，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還表達了與《春秋》創作目的相類似的動機，“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也是對孔子《春秋》創作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第二，史家對孔子學術思想的尊重
以曆史為治者鑒戒，將倫理道德作為曆史評價的主要基準，這是中國儒家修史宗旨與曆史價值判斷的特色。孔子說自己“信而好古”（《論語·述而》），表明了他的尚古的曆史觀。他還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認為周禮是以夏、商二代為借鑒的，所以豐富多彩，應該繼續遵循。
要想使曆史著作能夠被當代乃至後世領導者所鏡鑒，無疑需要對曆史人物與事件進行評斷。據說經過孔子整理的魯國官修史書《春秋》，就是通過所謂的“書法”，也就是非常嚴謹的文字來表達作者的褒貶，從而達到“懲惡揚善”目的，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而褒貶予奪的標準，主要是依據周禮的“經紀人倫”，即道德標準。
《春秋》企圖通過道德訓誡，規範統治者的行為。就曆史評斷的手段來看，《春秋》寓褒貶於文辭，《左傳》則改以史評方式，於敘事之後，或引用權威人物，最多的是孔子的言論，或直接議論“禮也”、“非禮也”。
《史記》是司馬談、遷父子“論載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用以“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以“通古今之變”而述作的，是他們的“一家之言”。
什麼是“一家之言”呢？就是根據他們所掌握的曆史上各種政治鬥爭的史實，講述其發生、發展、演變的曆史特點與其內在矛盾，在通古今之變中，不顧因襲的理道，當時的法綱，敢於正視現實，評論現實，表達他們的愛憎，抒發他們的憤懣。當然這也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這麼寫的目的主要是為統治者提供借鑒。
司馬談、遷父子能夠對待社會史實實事求是，不為帝王的個人意向和主觀好惡所左右，尊重客觀史實，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就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度境界。
太史公一官，是職掌古今天下文獻的。《自序》中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集太史公”。這給“世掌天官，不治民”的司馬氏父子提供了編著這部巨大曆史著作的客觀條件。《漢書·司馬遷傳》統計說：“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列舉的這些都是當時比較主要的書籍，但是在此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司馬遷除了“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重視史料的搜集和研討而外，在他青少年時期，就開始通過遊學和奉使的機會，多次進行長時期的、一係列的實地調查工作，訪察各地的風土人情，收集各地的奇聞軼事，為後來寫作《史記》創造了必要條件，《史記》作為一部紀念碑式的古代紀史文獻的百科全書，它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其中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是明確的。
司馬遷是從他的父親司馬談那裏承傳了家學。司馬談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從孔安國治《尚書》。”（《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聞《春秋》於董仲舒。”（《自序》）這就為他後來寫作《史記》奠定了堅實深厚的思想和哲學的基礎。我們就拿《史記》中最遠古的《五帝本紀》和記載漢事為主的《貨殖列傳》為例，《五帝本紀》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女生》，儒者或不傳。”這便是他仔細分析、檢查曆史資料所得出的正確結論。“餘嚐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這是他實地調查的科學報告。在《貨殖列傳》中，他對於當時都市交通發展的情形，民風物產分布的情況，都進行了詳細的記載，從而提出了他對農業、工商業的政策性意見，如果不是司馬遷親自進行了一番實地的考察和研究，是絕對不可能寫出這樣一篇有關國計民生的經濟論著來的。
儒家思想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和曆代儒學家的闡釋、發揚，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思想體係，它的內容包括大一統思想、天人感應論、君權神授說、三綱五常學說等等，這些觀點和主張如果用現代文化意識來衡量，基本上不應屬於儒家思想的精華。但是現實是，它們不僅被中國古代的曆代王朝所接受，而且也為以後的封建史家所接受。中國古代的史家在曆史上有很多名人，這也正如《漢書》作者班固所說：“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為儒者宗。”但是史學家雖然很多，他們在思想觀念方麵卻幾乎都秉持了儒家思想的原則。我們從這一曆史文化現象上可以看出：某一種文化觀念、哲學思想的產生、確立及運用，並不是由某一個人的主觀意誌所決定的，它歸根到底取決於這個社會的現狀，以及人民的需要，民族的需要。
【國學小講堂，人生大智慧】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子使用標準音的場合，誦讀《詩》、《書》，執行禮事，都使用標準音。
語言的推廣是一種文化行為，但也有政治的含義。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了度量衡，對於促進國家和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今推廣普通話同樣有助於民族的融合，有助於地區融合，增加各民族、各地區人民之間的認同感，建立共同的價值觀。
【品故事，明心誌】
巧妙運用策略
齊威王經常要大將田忌與他賽馬，賽馬的規則是這樣的：每次雙方各出三匹馬，一對一比賽三場，每一場的輸的人要賠一千斤銅給對方。齊威王的三匹馬和田忌的三匹馬按實力都可分為上、中，下三等。由於齊威王的上、中、下三匹馬都分別比田忌的上、中、下三匹馬略勝一籌，因此田忌每次都是連輸三場，要輸掉三千斤銅。
實際上，田忌的上馬雖不如齊威王的上馬，卻比齊威王的中馬和下馬都要好，同樣，田忌的中馬則比齊威王的下馬要好一些，田忌每次都連輸三場是有些冤枉的。後來田忌的謀士孫臏給田忌出了個主意，即讓田忌不要用自己的上馬去對抗齊威王的上馬，而是用下馬去對抗齊威王的上馬，上馬則去對抗齊威王的中馬，中馬去對抗齊威王的下馬。這樣，雖然第一場田忌必輸無疑，但後兩場田忌卻都能贏，二勝一負，田忌反而能贏齊威王一千斤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