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忠恕之道”中的可借鑒之處
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就需要我們研究和建設合乎倫理的對待他人以及對待自己的行為方式，而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儒家實現其“仁愛”理想的基本方式，被全世界公認為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黃金道德法則，是具有普適性的倫理法則。因此，研究儒家的“忠恕之道”及在現代社會中體現的價值，不僅是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而且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忠恕之道”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黃金道德法則。
孔子的“忠恕之道”，是就其如何在人們交往的行為中貫徹“仁者愛人”的價值取向、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說的，是儒家用以實現其“仁”之道德理想的一條基本原則和一種基本手段。
我們具體來看，“忠恕之道”的“忠”，指的就是任何事情都要從自己做起，對待任何人都要真心誠意，就如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恕”，即孔子所謂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這也就是要求我們做事的時候要多考慮別人的感受，學會換位思考，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建立在損害他人利益的基礎上，即使遭到別人不公正的對待，我們也要心平氣和。
為什麼全世界公認為“忠恕之道”是黃金道德的最基本法則呢？因為它是在己之“所欲”或“所不欲”與“施人”或“不施人”之間的關係中所確定的最合乎人格平等要求、最有利於彼此利益雙贏，因而也最有利於建立和維係人際和諧關係的普遍性法則。
首先，就恕道來說，恕道本身的確立並不是盲目地主張人要逆來順受，對邪惡的冒犯隻能消極地忍耐，但事實上，恕道不僅是體現和貫徹儒家“仁者愛人”的價值取向，而且是有著能夠立足的客觀依據的理性化法則。比如：你對別人好，別人才能對你好；你對別人真心，別人才能對你真心；你包容、諒解別人對你的冒犯，別人才會寬容於你，這也正如孟子所提出的“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下》。
其次，就忠道來說，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一種推己及人的利他主義。我們從方法論上講，就是一種基於仁愛心、利他心的換位思考，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如果說恕道是著眼於不損害他人利益的話，那麼忠道則是著眼於幫助實現他人的利益，因而忠道比恕道更有積極性和主動性，我們也可說是“己所欲，施於人”。
那麼，忠道的道德合理性是什麼呢？為什麼人要自利也要利他呢？其根據就在於每個人的利益都與他人的利益密切相關，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都是相互聯係的，每個人的發展都離不開他人的幫助。因此，每個人隻有在服務社會、服務他人的實踐中來實現自己全麵而自由的發展，他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
綜上所述，“忠恕之道”體現了人類人際交往關係中的一般倫理性質，是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意義的道德法則，在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它對於普遍的道德教育和個人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第二，弘揚“忠恕之道”有助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說，弘揚“忠恕之道”的重要意義集中體現在推動社會主義道德的建設上。
（1）有助於貫徹“為人民服務”這一社會主義道德的核心理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社會主義道德的建設。《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指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集體主義為原則……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道德的集中體現。”而“忠恕之道”卻有著內容上的相似性。事實上，恕道要求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他人的利益，主張不能做出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事情；忠道的利他主義精神也直接體現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求每一個人都應該設身處地考慮他人的需要，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來完善自我人格。
（2）有助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商業倫理。“忠恕之道”作為基本道德法則，同樣可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例如，在商品交易中隻知為對方提供最好的產品和服務而不知索取相應的報酬，這樣的行為是不可取的，因為它違背了等價交換的原則。
所以，我們對“忠恕之道”的貫徹必須要適應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一般來說：運用恕道，就是要求商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客”，嚴格遵守商品經濟等價交換的基本規律，向客戶索取的報酬必須與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相當，絕不能為客戶提供假冒偽劣產品，不能讓客戶在利益上有所損失，不能把盈利建立在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基礎上；運用忠道，就是要求商家要本著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進行換位思考，積極、主動地了解客戶的需要、想顧客之所想，急顧客之所急，在此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為客戶提供優質、滿意乃至超值的服務。
（3）有助於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意識。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就是要幫助人們樹立起高尚的道德意識，讓人們了解並自覺遵守社會公德、行為道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等行為規範，能夠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在服務社會、利益他人的同時使自身人格得到完善。而在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過程中運用“忠恕之道”，有助於人們通過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換位思考，來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意識和倫理精神，糾正和克服各種錯誤的價值觀念和不良心理習氣，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忠恕之道”作為黃金道德法則的普遍性，決定了我們可以將其運用到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這將從各個方麵來幫助我們樹立正確的道德意識，正確處理好自己與他人、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利害衝突，從而建立和維持長期和諧的人際關係。
【國學小講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子說：“不修德行，不研究學問，聽到‘義’不能踐行，有了錯誤不能改正，這才是我擔憂的。”
如果人人都能加強自身修養，都能勤於學、精於業，都能慷慨就義，都能聞過則改，這樣的社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呢？這必然將是一個充滿活力、充滿正氣、積極上進、具有創新精神的開放社會。我們每一個人如果能做到修德、講學、赴義、正己這幾件事，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必將成為有品德、有學問，有能力，有胸懷的人。
【品故事，明心誌】
一碗水要端平
唐代的大理寺少卿戴胄，辦事非常公平。有一次，唐太宗的大舅子、長孫皇後之兄長孫無忌帶刀進入皇宮，在宮門口站崗的監門校尉沒有發現。按照唐律，長孫無忌和監門校尉都違犯了法律，可是，當朝宰相封德卻說，無忌是一時疏忽，不能算犯法，校尉麻痹大意，應該殺頭。唐太宗居然點頭同意這麼辦，這時，戴胄挺身而出，明確表示：這樣不公平。
他說，無忌帶刀入宮，校尉沒有發現，二人都是由於一時疏忽，如果量刑，應一視同仁，怎麼能重此輕彼呢？戴胄說得理直氣壯，有根有據，唐太宗隻好答應重新商議。再次商議的時候，封德仍是力主原判，戴胄便據理辯駁，寸步不讓。指出：無忌和校尉，論其過誤，情況相同，而校尉是由無忌帶刀入宮的緣故而致罪的，“於法當輕”。現在，輕罪反而重判，重罪反而輕判，“生死頓殊”，很不合理，堅決要求重新裁判。
唐太宗覺得戴胄說的有理，最後接受了戴胄的意見。
二、中庸之道與和諧社會的建設
讓社會和諧能夠美好的發展始終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發展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我國社會目前仍然麵臨著很多問題和挑戰，存在著許多不和諧現象。怎麼樣才能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已經成為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的一個迫切而艱巨的曆史任務。作為貫穿儒家思想始終的方法論的中庸之道，其根本精神就在於平衡協調各種矛盾之間的關係，從而促進事物的和諧發展。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中庸之道的內涵和基本特征。
中庸既是儒家的道德標準，又是儒家的方法論原則。中庸作為一種方法，通常稱之為“中庸之道”。從現存古籍來看，“中庸”一詞是由孔子提出的，始見於《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思想首先包含著“無過無不及”的適度原則。在《論語·先進》中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儒家認為，人的思想和行動太保守和太冒進都不好，因此，必須在“過”與“不及”之間尋求和掌握一個合理的點，做到恰如其分。
孔子把舜帝的統治經驗概括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從而提出了“兩端”和“用中”這兩個極為重要的範疇。《論語·子鈞》中記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句話的意思是自己在回答別人提出的問題時，不能片麵地、單純地看問題，而應該力求進行綜合分析後再進行解答。這也表明孔子已認識到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包含著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麵，在認識和處理各種矛盾時，應從全局出發，堅持用整體原則來把握事物的本質。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中庸之道的本質和它的現實意義。
中庸之道的這些基本特征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是相互聯係的。其中，和諧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在哲學上，和諧的本質就是量變與質變的統一。事物隻有處於度的範圍之內才能和諧。所以，沒有過無不及的現實就是和諧。
但是，和諧並不是一個事物簡簡單單、孤立的和諧，而是整體的和諧。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追求的是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因此，要獲得人際關係上的和諧，首先，每一個人要能被別人所接納；其次，每個人要具備與人為善的意願和愛人的能力。孔子的“克己行仁”，明顯地表現了上述思想。
而“執兩用中”、“執中知權”隻是為了達到整體和諧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和采取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在保持事物“質”相對穩定的前提下，獲得整體的和諧，這才是中庸之道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所以，中庸之道最本質的特征是整體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