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長在賀蘭山以西的阿拉善，到考上大學前的十六年裏沒有離開過一步，大學畢業後又返回家鄉，一邊工作一邊靜悄悄地開始了我的文學之旅。
二十四歲才發表了小說處女作《蒼海》，是一個短篇，寫的就是自己少年時期在沙漠裏的一段經曆，有傷感有向往，卻少有思想，模仿的痕跡很重，卻奠定了我對文學的執著，從此欲罷不能。我真正的文學起步大概始於新世紀之初的年，那時我剛從魯迅文學院作家班學習回來，連續發表了幾篇產生一定影響的短篇小說《湖道》《鎖陽》《放羊的女人》等，被幾家選刊和選本競相轉載得“一塌糊塗”，得了幾個文學獎，上了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排行榜，其中的一篇還被北京一家文化傳媒公司買斷電影改編權。而我所有的小說，無一不是敘寫家鄉阿拉普的，經曆和記憶中的人和事，成為我寫作每一篇小說的動力，似乎與想象力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甚至與時代也沒有太多的瓜葛，至少我自己是這樣認為的。我的父輩兄長們長期以來就那樣生活著，在天蒼野茫中，在嚴酷的環境裏，是那麼的善良而大度，那麼的無怨無悔，從而消弭了不期而至的天災人禍帶來的焦慮和隱痛。因為他們更多的是感知到了自然的強大和神奇，否則他們難以生存下去。青年評論家李建軍最近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真正有良知的作家，就應該站出來頑強地捍衛自己的記憶能力和敘說的激情，勇敢無悔地關注表象背後那些卑微者的歎息、無奈、委屈，甚至死亡。這句話給我的震動很大，讓我思考了很長時間。
人性是一個宏大的主題，更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正是它那神性的光芒，讓作家在仰視中試圖接近，而且樂此不疲。關於小說，美國南方作家尤多拉·韋爾蒂說：“通過回憶把生活變成藝術，使時間把它奪走的一切歸還給人。”我是暗自竊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顧慮，也許我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還能再走出去一步或者半步（其實，即使是半步，都是那麼艱難，我甚至有一種絕望感）。竊喜是一回事，保持高度的警覺和清醒更是必要的。經曆和記憶的庫存一旦枯竭了怎麼辦？靠想象力嗎？那麼你的想象力又從哪裏來？想來想去，我以為隻有兩條，一是學養的儲備和提升，向前輩和大師學習；一是回到生活中去，生活遠比文學要豐富得多得多，那裏有源頭活水。這說明我從骨子裏就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哦，賀蘭山以西，天蒼野茫的阿拉善大高原。
崇高與悲情同在的我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