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爆發後，舉國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運動。1951年朱宗堯響應黨的號召，報名參加了赴朝鮮前線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療傷治病的醫療隊。在朝鮮前線，朱宗堯為誌願軍不怕犧牲，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所感染。他不顧個人生命安危，不分晝夜地為傷病員救治，一直工作到回國前夕才與朝夕相處的誌願軍將士依依惜別。
回國後，朱宗堯以更大的工作熱情和幹勁，積極投入到結核病防治網的建設中。1954年，市衛生局將幹部療養院改建成市立結核病療養院。在河西區柳林新建第二工人療養院，在塘沽區醫院增設了結核科。同時為了加強對結核病防治工作的組織領導，1957年7月成立了天津市結核病防治所，重點開展以團體防癆為中心的結核病防治工作，試點調查城市居民和農村的患病情況。天津市結核病防治所的建立，推動了全市的防病工作，並從業務上指導結核病防治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朱宗堯參與了天津市結核病防治所的籌建工作，並兼任所長，他先後帶隊指導了對和平區複興花園街及北郊區常在鄉的調查，了解了城市居民和農村的患病情況。此後，在朱宗堯的積極倡導下。從1957年到1959年，河西區、紅橋區、河東區和南開區等相繼成立了結核病防治所，結核病防治人員隊伍也隨之發展壯大。到50年代末期，以結核病防治所為中心的結核病防治網在全市已基本形成，全市的結核病防治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和加強。結核病防治網的建在，為調查了解天津結核病發病趨勢，製定結核病防治規劃措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朱宗堯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隨著全市結核病防治網的建立，卡介苗的效用也跑來越為人們所了解。市結核病防治所建立後，以防治所為中心，從各區、縣防治所、鄉街衛生院，及各村都設立了接種站。不僅新生兒要接種卡介苗，而且還實行了兒童按年齡複種。接種率的不斷提高，治療結核病的新藥、特效藥及各種新療法的廣泛應用，使天津結核病的疫情有了明顯變化，患病率逐年下降。 為便於卡介苗在農村的普及推行，朱宗堯和他的同事們一起對接種方法進行了反複的研究和試驗，將皮內接種法改為皮上劃痕法。這種方法無須做菌苗試驗，可直接接種，簡便易行。安全有效，很適合農村的醫療設備條件，因而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歡迎。國際防癆協會對這種接種方法給予了肯定並加以推廣。
為了促進學術交流，總結結核病醫治的經驗。朱宗堯還積極 倡議，創建了天津市防癆協會，並擔任了首屆理事長。協會定期舉辦學術活動，通報國內外最新防癆動態，交流防癆工作的經驗，對提高天津市防癆醫療水平，降低天津市結核病疫情的發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56年的一天晚上，朱宗堯還像往常一樣很晚才回到家裏，與平日不同的是，一向以嚴謹治學態度待人待事的朱宗堯情緒十分激動，令等候他回家的王光純迷惑不解。她輕聲地問朱宗堯：“什麼事讓你這麼高興？”朱宗堯高興地說：“光純，我入黨了！這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今天終於實現了。”王光純聽到朱宗堯入黨的喜訊，高興得不知說什麼來向丈夫表示祝賀。朱宗堯充滿深情地對王光純說：“這些年，你跟我吃了不少的苦，我能有今天，全靠你的辛勤勞作和支持。我入黨了，要更加努力工作，以報答黨對我的關心和教育培養。”朱宗堯接著說：“我入黨了，在生活上應該更加艱苦樸素，我不想再拿高工資了。你說行嗎？”當時，朱宗堯擔負著父母，及五個孩子、親戚的 三個孩子的生活和學習費用。工資降低後，他的工資將從原來的480多元，降至200多元，這將對他們今後的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也將使整日忙於幼兒教育工作的王光純，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到家裏的事情上。但理解丈夫的王光純微笑地對朱宗堯說：“你想的對，家裏的事不用擔心，有多少錢就過多少錢的日子，同工人、農民比起來，我們還算高工資啊！”於是，擔任第一結核病院院長的朱宗堯主動把工資降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