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朱宗堯為尋找新的工作而一籌莫展的時候，協和醫學院的袁貽謹教授來到了朱宗堯的家。袁貽謹教授的到來，猶如雪中送炭，讓朱宗堯夫婦感到熱乎乎的。“協和醫學院關閉了，你們有何打算？”聽到袁貽謹教授親切關懷的話語，望著袁貽謹教授慈愛的目光，朱宗堯的眼睛濕潤了。在朱宗堯處境最困難的關頭，袁貽謹教授還惦記者自己的學生，這怎能不讓朱宗堯夫婦感動呢！朱宗堯按捺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不由得把深藏在心底的想法說了出來：“我想開業行醫，回天津繼續搞結核病的防治工作。”此刻聽到這個沉穩的學生繼續從事結核病防治工作的心願表白，袁貽謹教授感到十分欣慰，他沉思了片刻，意味深長地對朱宗堯說：“也好，自己開業，去創出一條路來。不過，時局不穩。做什麼事都不能想得太容易。”對袁貽謹教授的殷殷話語，朱宗堯充滿自信地說：“請您放心，越是時局不穩。越需要醫生，我會努力做好的。”
二月的北平，冷風刺骨，寒氣逼人，一縷縷陽光從厚厚的雲層裏鑽了出來，投射在大地上，給冬日裏出行的人們帶來了絲絲暖意。朱宗堯攜夫人王光純離開了北平，回到了闊別三載的天津。
朱宗堯夫婦的歸來，令家人歡喜不已，特別是朱宗堯的父母早就盼著兒子回津，因為朱宗堯是家中的長子，現在回來了，令老人格外高興。朱宗堯夫婦安頓下來以後，朱宗堯即向父親說出了自己開業行醫的想法，得到了父親的讚同，並給予了他財力和物力的支持。朱宗堯的親朋好友也熱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在父親和朋友們的資助下，朱宗堯很快就湊足了五萬元錢，購置了一台 25 毫安小型 X 光機、顯微鏡等醫療器械。沒有醫療場所，朱宗堯就在天津英租界雲南路與嶽陽道交口處租了一幢小樓，掛上了“協濟診療所”（後改稱協濟結核病院）的招牌。診所還附設了結核病療養院，這是一座兩樓兩底的小樓，裏麵備有二十餘張床。協濟診療所的建立，為以後天津防病工作的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協濟診療所的醫生、護士及工友都是從協和醫學院來的。診療所開辦之初是綜合性的，除治病病外，還設有內科、外科、骨科、婦科等。以後改為結核病專科診所。一些著名的醫生如杜持禮、張紀正、方先之和柯應夔等先後來此應診。張紀正、方先之和柯應夔在診療所開業三個月後，又先後離開了協濟診療所，籌建了天和醫院。這時，協濟診療所也就改為結核病專科了。
40年代初，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一樣，結核病特別是肺結核病嚴重威脅著人們的身體健康，受到結核菌感染者很多。而當時的天津還沒有防治結核病的專門醫療機構，隻有兩位在北平開業的醫生每月來天津一次為肺結核病患者治療。他們的到來雖然診治了一些患者，但卻難以接治愈來愈多排隊等候看病的結核病人。協濟診療所的開業，使天津有了第一個專治癆病的診所，這給飽受結核病之苦的病人帶來了福音和無限的希望。
協濟診療所業務很快開展了起來。每天來應診的病人很多，有三五十人，二十餘張病床經常人滿為患。為了讓更多的結核病人得到及時的治療，朱宗堯與夫人商量，一家人擠到樓上一間屋裏，騰出其餘的房子作為病房。那時還沒有抗結核的特效藥物，治療肺結核主要采用衛生營養療法，病人隔離休息，加強營養，適當曬太陽，必要時輔以氣胸、氣腹治療手段。這些措施雖然有療效，但所費不貲，非一般人所能負擔，更多的是治不起病的窮人。
幾乎在協濟診療所開辦的同時，由仁立毛紡廠朱繼聖、東亞毛紡廠宋裴卿等社會人士發起並捐款，經郭德隆、楊肖彭籌辦建立了肺結核病院門診部，又在馬場道成立了天津結核病院住院部，朱繼聖為董事長，郭德隆任院長。1947年該住院部改名為公立結核病院，規模有所擴大，同時。朱宗堯被增補為該院的董事。
公立結核病院的建立，使協濟診療所有了一個同專業的醫院，為天津防病體係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
四、出國研修防癆學
1947年的夏天，朱宗堯接到了已升任國民黨政府衛生部副部長袁貽謹的電報，要他即刻赴南京。
見到了闊別已久的導師，朱宗堯的心情非常激動。袁貽謹詢問了朱宗堯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情況後，告訴他說：“有一個去丹麥進修結核病流行病學的機會，擬選派你去，不過還要經過考試。”朱宗堯最不怕的就是考試，有的隻是激動和興奮。他非常感謝導師多年來對自己的親切關懷，更感謝導師給自己提供了這樣難得的學習機會。朱宗堯表示：一定要認真準備，努力爭取好成績向自己的導師彙報。在分別與衛生部、中央衛生實驗室的負責人朱章庚、施政信和衛生部部長周貽春等會麵和參加專業考試後，朱宗堯與北平中央防疫所的陳正仁、南京中央衛生實驗院的魏錫華被選中了。他們三個後來成為把卡介苗引入中國的先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