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春，趙以成的左腿已經疼痛難忍腫得連走路也感到困難了。他作為醫生，當然深知自己病情的發展，但是他對前途仍充滿樂觀的信心。他每天堅持鍛煉，並經常參加會診或到圖書館去查閱資料。同年7月，他的血象越來越差，於是就從天津醫學院附屬醫院借了輸血器，自己在家裏輸血。但不久即開始發燒，連續幾天不退。朱憲彝教授得知後，親自到天津第二附屬醫院五樓為他安排了病床，並派車接趙以成，強令他住院治療，朱憲彝非常關心趙以成的病情，幾乎每日一次（有時甚至兩次）去看趙以成。每次去，朱教授都親自步登五樓，不乘電梯，他說：“還是節省點電力和人力吧。”
1974 年7月至9月，以成在第二附屬醫院住院期間，得到了該院醫護人員的很好照顧 當時為了給以成輸血，他們到處奔波，盡力保證治療需要，在最後搶救的幾天裏，僅血就輸了兩萬多毫升，數量相當可觀。1974年9月21日，趙以成因病情惡化，經醫務人員全力搶救無效，與世長辭了。對於這位傑出的神經外科專家的去世，很多人感到萬分痛惜。敬愛的周總理也令羅青長打來電話表示哀悼！柳峰部長來到家中，代表周恩來、鄧穎超表示慰問。並指示總醫院按國家行政12級的幹部級別辦理喪事。在趙以成的追悼會上，中央有關各部都送了花圈，骨灰存放在烈士陵園高幹館。這在“文革”中是一個少有的，如此規模的追悼會。趙以成在生命垂危之時，他惦念的不是家庭、孩子。而是幾十年來所追求、所獻身的神經外科事業，朱憲彝教授每次去看望他，他都跟朱教授談如何盡快建立一所現代化神經外科醫院和盡快培養人才的問題，而絲毫不談自己的病情。朱教授對趙以成這種樂觀主義和鞠躬盡瘁的精神深為感動，曾感慨地說：“我們有些幹部就缺乏趙以成這樣的高尚品質！”趙以成在世時常說：“知我者莫過於朱教授，識我者乃周總理也。”
讀到這，也許有人會問：趙以成是不是共產黨員？不，他不是共產黨員。早在50年代初期，朱憲彝教授曾跟他談起過入黨的問題，但是趙以成謙虛地說：“我覺得我還不夠資格，但我要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雖然沒有在組織上入黨，但他一直聽黨的話，跟黨走，努力全心全意地去為人民服務，他曾先後被選為全國人大第二、三屆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先後擔任過天津醫學院教授、醫學院附屬醫院腦係科主任、北京宣武醫院院長兼神經外科研究所所長、中央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神經科學會副主任委員，是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會員，國際外科學會和國際神經精神科學會會員。1978 年世界衛生組織訪華團參觀了京、津、滬等地神經外科研究機構。加拿大蒙特利爾神經病學研究所所長維拉姆·費德爾在訪問回國後，為緬懷趙以成在腦係神經外科方麵做出的卓越貢獻，成立了“白求恩一一趙友誼會”以示紀念。
趙以成為我國的神經外科事業奮鬥了一生，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創建了中國自己的腦外科體係，自津京兩市建科以來，每年都開辦全國性進修班，親自編寫教材和講授培養了一批腦外科人才，今已成為全國各省、市的醫院腦外科幹骨、專家、教授。趙以成的科研成就是多方麵的，尤其對腦神經外科各種疾病都有較深入的研究。他先後在國內外發表過50餘篇論文，他寫的《腦部創傷》、《灼性神經痛》、《頭部損傷的診斷和治療》、《顱骨骨折》等文章，對顱腦損傷的診治起到了普及推動作用。由於趙以成早年在協和醫院任住院醫師、助教時，曾先後輪回在神經內科、耳鼻喉科、泌尿科、骨科、腫瘤科、病理科及精神病科等。所以他醫術既精又博。五六十年代他主編和參加編寫了《神經內外科手冊》、《外科學》，《實用腦腫瘤學》、《實用神經病學》等書，對傳播神經外科知識和指導實踐起很好的作用。趙以成對腦係外科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為中國腦外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注：本文經趙以成大夫長子趙克明（天津環湖醫院神經外科主任）核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