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要我坐在轎車的後排中央, 不要靠窗, 這個要求有點惱人,因為我好想親眼看看這個嶄新國度的一切。我並不知道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保護我的頭部, 免得我在車輛顛簸時, 傷及自己的腦袋。當我進入植物園, 看見滿園綠意盎然的植物與樹木時, 我深深地思念起了家鄉。
我不停地說“我們河穀裏也有這個品種” 以及“我們也有這種”。我為河穀裏美麗的植物們感到非常自豪。看見其他在植物園裏的訪客, 感覺有點怪, 對他們來說, 這不過是一次日常的出遊;而對我來說, 感覺自己就像多蘿西, 來到了旅程的終點。母親很高興, 她打電話告訴父親: “長久以來第一次, 我感到很開心。” 那天天氣寒冷, 所以我們走進了一家咖啡店, 點了美味的茶水及糕點,我們的飲料叫作什麼“鮮奶油茶”。
兩天之後, 我見到了第一個家人之外的訪客———巴基斯坦總統阿西夫·紮爾達裏。院方並不希望他來, 他們知道這樣的會麵正是媒體瘋狂追逐的, 但對我父親而言, 他實在很難拒絕這個要求。紮爾達裏先生表示, 政府不隻會幫我支付全部醫療費用(到我出院為止總數約為20 萬英鎊), 還幫我的父母在伯明翰的市中心租下了一間公寓, 這樣他們就可以搬離學校宿舍。那次見麵的時間是12 月8日, 星期六, 而整件事情聽起來就像是會出現在007 電影裏的劇情一樣。
一大早, 醫院外就聚集了很多新聞記者, 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總統會被帶到醫院來探望我。事實相反, 我裹著一件帶帽的紫色禦寒大衣, 走了員工專用的出入口, 一路坐車到醫院的辦公室。我們的車直直穿越滿是記者和攝影師的人群, 有些人甚至還爬在樹上, 他們壓根沒有注意到我們。然後, 我在辦公室裏坐下等待, 同時在計算機上玩一款名叫《精靈保齡球》的遊戲, 這是我第一次玩這個遊戲, 但我成功擊敗了弟弟阿塔爾。當紮爾達裏和他的隨員們分乘兩輛車抵達時, 被人從後門帶了進來。有約莫十個人與他一起出現,包括他的參謀總長、軍事秘書, 以及巴基斯坦駐倫敦的高級專員———他接替了菲奧娜醫生的工作, 在我父母抵達英國之前, 擔任我的法定監護人。
醫生們先向總統簡單彙報了我的近況, 同時要求他不要提及我的臉部。接著, 他跟他的小女兒阿西法一起進來見我, 她的年紀比我大一些。他們帶了一束花送給我。他碰了碰我的頭, 這是我們的習俗, 但父親擔心我的頭頂除了皮膚之外一無所有, 沒有頭蓋骨保護我的大腦, 而我披巾下的頭顱也凹了一大塊。在那之後, 總統跟我的父親坐在一起。父親告訴他, 我能夠有機會到英國接受治療是我們家的幸運。“她如果留在巴基斯坦的話, 也許一樣能活命, 但可能無法完全康複, 而且可能會毀容。” 他說, “現在, 她將找回她的笑容。”
紮爾達裏先生要高級專員幫父親安排一個“隨行教員” 的職位,這樣, 他就能擁有一份可以養家的薪水和一本外交護照, 而無須通過尋求政治庇護的手段才能留在英國。父親聽了以後安心不少, 因為他當時正在為生計發愁。戈登·布朗基於他在聯合國的身份, 也詢問父親是否願意擔任他的顧問, 但是無薪。總統認為未嚐不可,父親可以同時兼任。這次會麵之後, 紮爾達裏先生向媒體形容我是“一名獨一無二的女孩, 是巴基斯坦的榮耀”。然而, 並非每個身處巴基斯坦的人都對我有如此正麵的評價。雖然父親瞞著我, 但我知道有些人說其實開槍的是我父親, 甚至我根本沒有受到槍擊, 這不過是一場戲, 讓我們能順理成章地移居海外。
2013 年的新年很美妙, 我在1 月初就出院了, 總算能夠與我的家人團圓。那名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在伯明翰市中心一個很現代的廣場的一棟大樓裏, 為我們租下兩套酒店式公寓。公寓在十層, 比我們以前住過的任何地方都要高。我和母親打趣, 因為在那次地震之後, 當我們搬進那幢三層樓高的建築時, 她就說她再也不要住進公寓大樓了。父親跟我說, 當他們抵達這裏時, 母親陷入極度恐慌,並說: “我會死在這部電梯裏麵!”
我們很高興全家團聚。弟弟胡沙爾和以前一樣煩人。兩個男孩子因為被迫遠離了他們的學校與朋友, 成天被關在狹小空間裏等待姐姐身體康複而覺得百無聊賴。阿塔爾還好, 為眼前嶄新的一切而興奮。我很快就注意到, 我可以用任何我想要的方式對待弟弟們,沒有人會因此而斥責我。那年的冬天很冷, 當我從巨大的玻璃窗看見窗外的白雪從天空飄落時, 多麼希望能在雪中拔足奔跑, 追逐雪花, 就像我們還在老家的時候一樣。有時候, 我們會出去散步, 借此鍛煉我的體力, 但我總是很快就感覺疲累。
廣場裏有座噴泉和一家Costa 咖啡廳, 透過玻璃牆麵望進去, 可以看見男男女女在聊天。而他們不分性別群聚的方式, 是住在斯瓦特的人所無法想象的。公寓坐落在一條熱鬧的道路旁, 路邊商店和俱樂部林立, 叫作寬街。我們會去逛那些商店, 不過我還是不喜歡購物。在夜晚, 我們的雙眼都瞪得老大, 看著街上的女人穿著各種暴露的服裝———幾乎與內褲一樣短的迷你裙, 赤裸的大腿, 高跟鞋,就連在寒冬都不例外。我的母親嚇壞了, 她大叫: “嘎爾卡·修瑪!”（Gharqa shoma, 意思是“我快淹死啦”）並懇求我的父親: “拜托帶我到迪拜, 我沒辦法在這裏過日子!” 後來我們把這件事情當笑話來講。“她們的腳是鐵打的嗎? 怎麼都不怕冷?” 母親問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