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 塔利班在我們的街道附近舉行了所謂的遊行。他們持槍棍四處巡邏, 儼然已是軍隊。
他們依舊會去耆那集市巡邏。一天, 母親和堂姐去那兒買東西,堂姐就要結婚了, 需要為婚禮買點東西。一名塔利班擋住了她們的去路, 威脅說: “下次再讓我看到你們隻戴圍巾而不穿罩袍, 我就會揍你們。” 我母親不是容易害怕的人, 她語氣沉著地答道: “好, 沒有問題。以後我們都會穿罩袍。” 我的母親總是會遮起她的頭臉, 但穿罩袍不是我們普什圖人習俗的一部分。
我們還聽說塔利班攻擊了一家商店的老板, 因為當時, 一名沒有男伴陪同的女性正在他的美容用品店裏挑選口紅。塔利班說: “市場裏的橫幅上寫得很清楚: 店內嚴禁出現沒有男性親戚陪同的女人,看來你沒把我們放在眼裏。” 老板因此被打得很慘, 沒有人敢出麵幫他。
有一天, 我看到父親與他的朋友用手機在看一段錄像。那一幕非常驚人: 一位穿著黑色罩袍與紅色長褲的少女麵朝下趴在地上,一名裹著黑色頭巾的蓄須男子正在光天化日之下鞭打她。“求求你別打了!” 每一次鞭子即將落下之際, 夾雜在尖叫與嗚咽之間, 她都用普什圖語苦苦哀求, “看在真主的份兒上, 我快要死了!”
那名塔利班大叫: “按住她! 抓住她的雙手!” 鞭刑過程中, 她的罩袍一度滑脫, 他們短暫停手, 把罩袍移回原位, 繼續鞭打。他們總共鞭打了34 下。周圍聚集著一圈圍觀者, 卻沒有人做出任何表示。那名女子的女性親戚甚至主動幫忙壓住她。
幾天之後, 到處都看得到這段錄像。一名住在伊斯蘭堡的女電影製作人拿到了這段錄像, 並在巴基斯坦的電視節目上一次又一次播放。不久後, 全世界都看到了這段錄像。人們義憤了。但這樣的反應對我們來說, 很是莫名。因為這充分說明, 他們根本不知道在我們的河穀地區, 到底發生過多少更為可怕的事情。我希望他們的怒火能夠延燒到塔利班禁止女性受教育這件事上。總理優素福·拉紮·吉拉尼召開調查會議, 並發出聲明: 女孩子不應該受到鞭刑,這有違伊斯蘭教義。他說: “伊斯蘭教義告訴我們, 對女性要以禮相待。”
有些人宣稱這段錄像是偽造的。還有人說, 這起鞭笞事件發生在1 月, 早在和平協議之前, 而現在公開這部影片, 目的就是為了破壞和平協議。但穆斯林·汗確認了錄像的真實性。“她離開自己的家, 身旁的男人卻不是她的丈夫, 因此我們懲罰她。” 他說, “有些界線是不能夠被跨越的。”
大約在同一時間, 4 月初, 另一位知名記者紮西德·侯賽因來到斯瓦特。紮西德·侯賽因去警察局副局長的官邸拜訪, 發現他正在主持一場晚宴, 貌似在慶祝塔利班成功奪得政權。現場有多名資深塔利班指揮官, 一旁還有攜槍的自衛隊。穆斯林·汗也在現場, 就連法基爾·穆罕默德都到了。法基爾是巴焦爾武裝分子的首領, 他和政府軍隊的一場血戰仍在進行。政府懸賞二十萬美金追捕法基爾,而他竟堂而皇之地坐在一名政府官員的家中享用晚餐。我們還聽說,一名軍隊的準將在法茲魯拉的引導下做了禮拜。
“一山不容二虎,” 父親的一位朋友說, “一塊土地上不可能有兩個國王。現在到底是誰在當家———政府還是法茲魯拉?”但我們仍相信和平。每個人都在期盼4 月20 日那場盛大的戶外公眾集會。屆時, 蘇菲·穆罕默德將對斯瓦特人民致辭。
那天早上, 父親和弟弟們站在門口, 看到一隊青少年塔利班經過。他們的手機裏播放著勝利的樂章。“看看他們, 爸爸,” 胡沙爾說, “如果我有一支突擊步槍, 我會把他們殺光。”
那是一個完美的春日。每一位民眾都很興奮, 等待著聽到蘇菲·穆罕默德宣布和平與勝利的降臨, 然後要求塔利班們放下他們的武器。父親沒有參加那場集會, 而是選擇從沙羅斯學院的屋頂遠遠觀望。這所學校由他的朋友艾哈邁德·沙赫經營, 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晚間經常在這裏聚會。從屋頂望過去, 能看見整個舞台, 因此一些媒體也把他們的攝像機架在這裏。
現場聚集了大量群眾, 有三四萬人。他們戴著頭巾, 吟唱著塔利班和吉哈德（jihad, 音譯為吉哈德, 阿拉伯語中的原意是“聖戰”）的歌曲。父親評論道: “這根本就是純塔利班式的哼唱。” 像他這種崇尚自由進步（Liberal progressive, 此種左傾的思想起源於16 世紀, 中心理念為“以個人的自由為根基, 政府的介入乃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簡單來說, 就是“自由主義”中應包含“社會正義”）精神的人是不喜歡這種歌唱和吟詠的。
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鴉片, 特別是在這樣的特別時刻。
蘇菲·穆罕默德坐在舞台上, 等著向他致敬的人排成一條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