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過很多次電視訪談, 非常享受對著麥克風講話的快樂,我是如此癡迷於此, 以至於經常被朋友們打趣。但被跟拍, 這還是頭一遭。“自然一點。” 伊凡告訴我。這有點難度, 特別是在一台攝影機黏著你到處跑, 就連刷牙都不放過的時候。我向他們展示那件我無法再穿的校服, 並告訴他們我很害怕。我擔心如果塔利班發現我去上學, 會往我臉上潑硫酸, 就像他們在阿富汗對女孩子們做的那樣。
最後一天的早上, 學校舉辦了一場特殊的聚會, 但盤旋在頭頂的直升機讓我們難以聽到噪音以外的其他聲音。一些同學直言批判了發生在河穀的暴行。學校的大鍾最後一次響起, 瑪麗安女士宣布了寒假的到來。但是, 與往年不同的是, 沒有公布下學期開學的準確時間。即便如此, 有些老師還是布置了寒假作業。在學校的庭院裏, 我擁抱了我的每一位朋友。我看著學校的光榮榜, 心想著不知何時, 我的名字會再一次出現在上麵。3 月份原本要大考, 但以現在的情況還怎麼考呢? 而且如果根本就不允許學習, 當不當第一名還重要嗎? 當有人奪走了你的筆, 你才會真正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
關上校門的一瞬間, 我回頭望去, 仿佛是在跟我的校園生活永別。這一幕成為這部紀錄片一個段落的結尾。而在現實生活裏, 我又回到學校的院子裏。朋友們和我都不希望這天就此結束, 所以我們決定再逗留一段時間。我們來到小學部, 那裏有更大的空間。我們奔跑, 玩官兵抓強盜的遊戲, 然後, 我們玩了“杧果杧果”。規則是參加遊戲的人圍成一個圓圈唱歌, 當歌聲停止時, 所有的人都靜止不動。誰要是動了或是笑了, 就得出局。
那天, 我們較晚才離開學校, 依依不舍。平時我們下午1 點下課。那天, 我們則待到了3 點。臨走時, 因為一件蠢到我現在完全都想不起來的事情, 莫妮巴和我起了爭執。朋友們都覺得我們令人難以置信。她們說: “一到重要關頭, 你們兩個就要吵架!” 這可不是一個告別的好方式。
我告訴紀錄片製作人: “他們阻止不了我。我會在家裏、學校,甚至是任何地方接受教育。這是我們探索這個世界的方式———請救救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巴基斯坦, 我們的斯瓦特。”
回到家裏, 我哭了又哭。我不想停止學習。我才11 歲, 但我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一切。以前, 我告訴班裏的同學們, 塔利班不會真正下手的。“他們和我們的政客一樣———隻會講啊講, 就是不會做。” 我對班上的每一位同學說。但塔利班沒有停留在語言上, 他們走得更遠———他們關閉了我們的學校。這讓我感到很羞愧。我沒有辦法控製自己。我在哭, 母親也在哭, 父親卻堅定地說: “你會繼續上學的。”
對父親來說, 學校的關閉意味著事業會遭受損失。寒假結束後,男子學校將繼續運營, 而女子學校的關閉意味著收入的銳減。學校該支付的費用超過半數已經到期。在這最後的時間裏, 父親四處要賬、籌錢, 以支付房租、水電費賬單及老師們的薪水。
那天晚上, 空氣中充滿火藥的味道, 我一夜沒睡好, 醒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 一切都改變了。我開始思考, 也許我應該去白沙瓦或國外繼續學業, 或者也許我可以請老師們在我們家裏開一間秘密學校, 就像在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人所做的一樣。在這之後, 我愈加頻繁地上電台或電視節目。我說: “他們可以阻止我們上學, 但卻無法阻止我們學習。” 我的聲音聽起來總是充滿希望, 但內心深處卻憂慮不安。我和父親一起到白沙瓦, 走訪了很多地方, 告訴人們事情的真相。我諷刺道, 塔利班需要女教師和女醫生, 然而卻不讓女孩子們到學校上課學習, 那她們要怎麼踏進那個行業?
有一次, 穆斯林·汗聲稱女孩子不應該上學和學習西方文化。
這樣的言論竟然出自於一位曾長期在美國生活的人之口, 真令人驚訝! 他堅稱他會研究出自己的教育體係。“穆斯林·汗用什麼來代替聽診器及溫度計?” 父親問道, “東方的什麼醫療器具能夠治病嗎?”
塔利班反對教育, 是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孩子讀書、學英文或研讀科學, 他或她就會被“西化”。
而我說: “教育就是教育。我們應該無所不學, 然後選擇一條想走的道路。” 教育與東方或西方無關, 它是屬於全人類的。
母親經常告誡我, 在媒體上說話時, 要記得把臉遮起來, 因為在我這個年紀, 應該懂得遵守婦德, 而且她也擔心我的人身安全。
但她從不會阻止我去做任何事。
那是一段充滿恐怖與懼怕的日子。人們總說, 塔利班可能會殺害我的父親, 但不會對我下手。“馬拉拉還是個孩子,” 他們會說,“就算是塔利班也不會殺小孩。”
但我的外祖母卻並不那麼確定。每當祖母看見我在電視上說話,或看到我準備要出門, 她就會祈禱: “真主啊, 請讓馬拉拉成為像貝·布托一樣的人, 但請不要讓她跟貝·布托一樣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