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確保對外開放政策的順利實施，魏征還協助太宗製定了對外開放的有關法律條文和具體規定，既從製度上給予方便，又嚴格限製而不使其損害唐王朝的利益。例如：貞觀法律規定：未經政府批準，國內、國外任何人不得“越度”出入國境；不得“私相貿易”（指走私）；不得販運軍火。因公出、入訪的國家使者，不得“私有交易”，非“入朝聽住”的外國人（即臨時來唐訪問、經商者），不得娶唐婦女為妻妾；任何人不得行“間諜”之類的違法活動。對於違反上述各條的外國人，視其情節輕重，照律予以處罰。這些既有利於開放，又不放任自流的規定，一方麵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和主權，另一方麵也使官員在與外商交往中做到了以德為本，保持高尚的國格和人格。
在涉外交往的實踐中，魏征也同樣十分注重國格、人格問題。《魏鄭公諫錄》卷1載，有一次唐太宗遣使到西域立葉護可汗，同時又另派人帶上金錢去西域諸國購買馬匹。魏征直諫說：“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市馬，勢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但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他還講了兩個曆史故事進行諷諫：從前漢文帝時，有人敬獻了一匹千裏馬。文帝說：我出遊時，吉行日30裏，凶行日50裏，而且車輿在前，屬車在後，我獨騎千裏馬走在哪裏呢？於是，賞了盤纏讓獻馬者回去了。漢光武帝時，也有人獻千裏馬和寶劍。他用馬駕了鼓車，把劍賜給了騎士。講到這裏，魏征直言不諱地說：陛下凡行事舉止，總想在三王之上，為什麼至於此事卻在二帝之下呢？接著，他又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故事：魏文帝想買到西域的大珠子，廷臣蘇則勸諫說：“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魏征講完這個故事以後，語重心長地說：“陛下如不能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欣然停止了購馬之舉。魏征之言，未免有施展權術之嫌，但他勸諫太宗保持國格和皇帝的人格，卻是相當有意義的。
史籍中記載魏征提醒太宗注意保持高尚的國格、人格的事跡還有很多。比如《魏鄭公諫錄》卷2和《諫績錄》載。新羅國（朝鮮古國之一）獻美女二人，林邑（越南）獻五色鸚鵡。魏征進諫說：“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太宗欣然同意，將二女並鸚鵡交付使者帶回本國。
隨著經濟的恢複和對外開放的進展，太宗在引進外國新奇物產、先進技術的同時，本人也購進了一些“珍奇”的奢侈品。魏征於貞觀十三年（640年）所上著名的《十漸疏》中批評他，“傾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以此作為太宗漸不克終的表現之一。對類似這般有損皇帝人格的事情，不厭其煩地進行匡正。注意維護國格、人格，這自然是與魏征本人高尚的官德分不開的。
當然，貞觀時期的對外開放，是在維護封建製度的前提下進行的，它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但它畢竟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最值得稱道的對外政策。正是由於對外開放，促進了唐王朝與各國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加深了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友誼；正是由於對外開放，促進了唐初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和空前繁榮，使唐帝國得以在世界上占據更加領先的地位；也正是由於對外開放，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輝煌成就，才能對世界各國、尤其是亞洲諸國產生巨大的影響。
由於魏征輔佐太宗在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外交等諸方麵製定並推行了一係列開明的、進步的政策，有力地促進了唐初封建社會的發展，開創了史書上極富盛譽的“貞觀之治”。唐初社會呈現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予道路”，“商旅野次，無複盜賊”，“頻至豐稔，鬥米三四錢”的升平景象。貞觀時期的20多年，“風調雨順，年登豐稔，人無水旱之敝，國無饑饉之災”，這些記載雖然不免有溢美成分，然而基本上是反映了當時盛世景況的。“貞觀之治”的開創，不僅使隋唐之際殘破不堪的經濟得以迅速複蘇，而且為以後封建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魏征、唐太宗等貞觀君臣們創建的勳業，不僅為國內各族人民稱道，而且也博得了異國他邦的廣泛讚譽。
魏征年老多病，退職讓賢之後，依然以諍諫為己任，規勸唐太宗的不足之處，至死方渝，從而博得﹃人鏡﹄、﹃千秋金鑒﹄的英名，世代流傳。
第三章 千秋金鑒，博得世代英名
長年勞累，超負荷運轉，嚴重損害了魏征的健康。祖上曾有過的高血壓的各種症狀在魏征身上迅速反映出來，最突出的是視力模糊，使他難於正常履行職責。貞觀十年（636年）六月，魏征要求辭去職務，太宗說：“黃金當它還是礦石的時候有什麼值得珍貴的呢？全靠高明的工匠冶煉之後將它做成器具，人們才把它當成寶物。我現在把自己比作金礦，而將你比作高明的工匠。你雖然有病，還沒到衰老的程度，怎麼能就這樣告退呢？”然而，此時此刻的魏征確實病了，他常感到力不從心，早在一年前的貞觀九年（635年）就打算請辭，但恰逢太宗的父親、太上皇李淵病逝，不管太宗在內心深處對他父親的真實感情怎樣，他都必須不勝悲痛，才得稍補殺害兄弟、逼父讓位的內疚之情，同時掩人耳目。所以太宗在父親去世後，即將國家大事完全交太子承乾處理，自己則一心守喪以示傷痛；後經群臣多次請求，才勉強答應主持政務，一般事務仍由太子決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魏征怎麼好提出辭職呢？貞觀十年（636年）正月，太宗開始主政，而魏征的健康也每況愈下，於是便在六月請辭，開始太宗不同意，經多次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