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欣然同意魏征的高明見解，並頗能體諒房玄齡隨同自己“定天下”，所以見草創之難，魏征與自己一起“安天下”，所以見守成之難的情況，對他們說：“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從而引導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戒驕逸、艱苦創業上來。
有比較，才有鑒別，用比較的方法說明，容易使人辨明美醜、善惡、利弊。魏征常常用縱、橫比較的方法，說明問題，對太宗理解、接受他的諍諫，起了很好的作用。上述論證草創與守成之難易，也是用了比較的方法，這是事與事之間的比較。魏征也經常把唐初國情與隋朝時候作比較，規諫太宗以亡隋為鑒，節欲愛民，勵精圖治。由於隨著天下的安定和經濟情況的好轉，太宗逐漸滋長了驕傲和貪圖安逸的情緒，因此魏征進諫時常常用太宗貞觀初年的優點與目前的缺點進行比較，上述《十漸疏》，則是進行這種鮮明對比的典型一例。貞觀十二年（638年），魏征針對太宗納諫方麵大不如前的問題，將他貞觀前後態度的變化進行了比較，“貞現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倔勉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色。”他並且舉出實例說：陛下即位之初，判處元律師死刑，孫伏伽勸諫說：按照法律，不至於判死罪，不能容許無節製地處以嚴酷的刑罰，陛下就把蘭陵公主園賞賜給他，價值百萬。有人說：孫伏伽所說的是一般道理，而所賜太優厚。陛下說：我即位以來，還未有進諫的，因此賞賜他。這就是“導之使諫”。後來，徐州司戶柳雄對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給予俸祿等級，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給他定罪。柳雄不肯坦白，大理寺將他處以死罪。少卿戴胄稟奏說：“按照法律，隻應處以徒刑罰。”陛下說：“我已對柳雄裁斷完畢，隻應處以死罪。”戴胄堅持不能濫用酷刑，陛下很生氣地派人去殺柳雄，戴胄托住不放，反複達四五次，最後還是聽取了戴胄的規諫，赦免了柳雄，並對司法部門的人說：“隻要能像戴胄這樣為我堅守法製，難道還怕有濫用刑罰殺人夷族的事？”這就是“悅以從諫”。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觸犯聖旨，陛下認為是誹謗。我上奏說，上書不激切，不能激發國君的意誌，激切就似於誹謗。陛下雖然當時聽從了他的意見，賞賜他20件物品，但思想上卻很不舒服，這就是“難於受諫”了。如此鮮明對比，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太宗在虛己納諫方麵的退步，不能不使太宗悅服。他誠懇地對魏征說：“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不自覺，公向末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循循善誘，從容諷諫，更是魏征進諫的顯著特點，他每每根據情況，采取靈活的方法，或借古喻今，或借物言誌，或以他山之石攻己山之玉，有效地增加了其諫言的感染力。
一、借古喻今，是魏征的“拿手好戲”。前事不忘，後世之師，魏征素重史鑒，對曆史有著精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又有豐厚的知識和驚人的記憶力，言談話語之中，曆史故事、典故隨手拈來，運用得恰到好處，使對方以史為鏡，自明得失，不僅增強了說服力，而且也使得魏征的諍言，帶上了鮮明的特色。
二、借物言誌，也是魏征常用的進諫方法。他往往通過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物，來說明深刻的道理。魏征作為卓越的思想家，在哲學、政治、史學、文學、法學等諸多方麵，均有一些開拓性建樹，為了闡發深刻的思想，他往往借物以言誌，比如在闡述民本思想時，他借用古語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並且提出行德政，施敦化，清靜無為，使民生息，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等一係列治國方針，安定民心，以謀求“載舟”之功而避免“覆舟”之患。又如，他在論證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時，形象而生動地比喻說：“禦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為理之有刑罰，猶執禦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以趕馬車而用鞭子，生動地說明是為了更好的實施仁義之政才設立刑罰這一道理。
三、以他山之石攻己山之玉。這也是魏征常用的進諫方法。他每每旁征博引，或由彼及此，或由遠及近，或由古及今，侃侃而談，從容諷諫，循循誘導，使對方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觀點。貞觀二年（628年）冬天，太宗派遣才兼文武、廉平公直的瀛州刺史盧祖尚出任交州刺史。盧祖尚先答應了，後又反悔，說什麼也不去就任，太宗召來麵諭，仍固執不就。這下子可惹火了太宗，他大發雷霆說：“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改日，魏征趁他與群臣議論齊文宣帝是怎樣的人的時候，進諫說：“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接著又講了一個故事：前青州長史魏愷出使於梁，回來之後，令他出任光州長史，他不肯去。楊遵彥上奏了這一情況，文宣帝大怒，將魏愷召來當麵責問，魏愷辯解說：“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帝聽完他的陳述，怒火頓時熄滅了，他回頭對楊遵彥說：“其言有理，卿赦之。”魏征講完這個故事之後，評論道：這就是文宣帝的長處。
這個故事，講的是齊文宣帝之“長”，攻的卻是太宗之“短”。太宗聽後，無限後悔地說：“文宣帝雖顛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無及。”於是下令複其官蔭。
另外，魏征也十分注意把握進諫時機，因而能夠事半功倍，收到理想效果。
一、在取得重大勝利而陶醉時進諫。貞觀十四年（640年），太宗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慶賀平滅高昌（古國名，國都高昌城，故址在今新疆吐魯番東約20餘公裏哈拉和卓堡西南）。君臣共飲，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魏征進言說：“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采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賭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他講了一個曆史故事：過去齊桓公曾與他的臣子管仲、鮑叔牙、寧戚一起飲酒。桓公對叔牙說：“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舉起酒杯站起來說：“但願君王不要忘記當年出奔在莒國時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記在魯國被捆綁時的狀況，寧戚不要忘記喂牛於車下時的境遇。”桓公謝叔牙說：“我與兩位大夫都能夠不忘記先生的話，那麼國家不會有什麼危險了！”他以此提示太宗，取得了勝利，要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說：“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二、在因某些災變而驚懼時進諫。唐太宗是個通過實際鬥爭而登上帝位的英明君主，比較重人事而不重天命，也不好祥瑞，然而由於天子的地位，使他離不開天命論，對某些自然災變，更有著本能的恐懼，魏征則常常利用這種時機來匡正君非。古人以為天見彗星是凶兆，有一年有彗星出現，太宗十分惶恐。魏征進言說：“臣聞古帝王來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複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史籍中關於魏征利用某些災變之機勸誡太宗克己自修的事例不少，且都收到良好效果。在皇帝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什麼製約機製的封建專製時代，利用君主對災變的本能畏懼，規誡其端正言行，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在太宗精神振奮或談鋒正健時，相機行事，或將話鋒一轉，導引至另一個方麵，進行諷諫；或借題發揮，因勢利導，就某一問題加深論述，並和提到新的高度，收到理想效果。史載：有一次太宗在洛陽西苑的積翠池大宴群臣，令大家飲酒賦詩，好不歡暢。魏征擔心太宗與群臣豪飲，失去了君臣之禮，有損君主的人格，便趁機作《賦西漢》：“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魏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穀，朝遊出杜原。終借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此是一篇敘事詩，通篇講的西漢漢高祖劉邦的故事，寓意之句在最後一聯，漢高祖初定天下時，共同起事的功臣多為普通百姓出身，不懂朝廷禮儀，往往在殿上飲酒爭功，大喊大叫，甚至拔劍砍壞殿柱。以後叔孫通重新訂禮儀，群臣上殿朝見，都遵照一定秩序，不敢喧鬧失禮。漢高祖說：“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貴！”魏征借用漢高祖語，諷諫太宗要處處注意禮儀。太宗對此也心領神會，馬上稱讚道：“征言，未嚐不約我以禮。”
由於魏征直言敢諫和能言善諫，常常使太宗在迷惘裏清醒，在疑慮中堅定，在失誤時警覺，在歧路口卻步。對此，太宗也不無敬佩之情，史籍中對此記載頗多，諸如：“非公，聯不聞此言”，“公所奏對甚善”，“不遵卿言，甚大錯誤”；“太宗深嘉納之”，“深然其言”，等等，不勝枚舉。太宗由衷地讚歎：“當今朝臣忠臣，無逾魏征。”
唐太宗一生有幾個顯著的政治優點，一是虛懷納諫，從善如流；二是明於知人，善於任使；三是以古為鏡，以明興替；四是務在寬簡，輕徭薄賦。這四大優點幾乎都是與魏征的提倡和督促密切相關的，其中，魏征對君王如何看待君臣關係，君臣如何相處，為臣僚者應恪守怎樣的“臣道”，判別臣下的標準和方法是什麼，都提出了一係列卓越的見解，對唐太宗在貞觀年間“明於知人，善於任使”的統治政績的取得，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關於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君臣關係問題，魏征在吸收了儒、道兩家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又參考了法家的國家管理方法，尤其是韓非的法術思想，提出了一套係統而完整的主張。首先強調儒家的一貫立場，即君尊臣卑的前提，這一前提是君臣關係的最根本的基礎，是絕不允許動搖和懷疑的，在絕對“忠君”的基礎上，君王對待臣下也應盡之以“禮”和“仁”。這就是中國古代淵源長久的“君道”和“臣道”，用一句話即可概括：“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禮。”可是這裏麵的“忠”和“禮”，其含義可就複雜了，曆代政治家各有不同的詮釋。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