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八年（634年）冬天，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書直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惹惱了太宗，他大發雷霆說：“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鬥租，宮人皆無發，乃可意邪！”要將他治罪。魏征連忙辯解說：“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他不愧是“善回人主意”的諍臣，僅寥寥數語一啟發，太宗便幡然悔悟了，說：“朕罪斯人，則誰敢複言！”不僅不責怪皇甫德參，反而賜給他禮物，以資獎勵。這一次風波雖然平息下來，但畢竟對貞觀初期興起的諍諫之風產生了不良的影響，而且，魏征也從中體味到太宗思想中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不能不憂心忡忡。日後，他便找機會進言說，“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於是增加了對皇甫德參的優賜，提拔他做了監察禦史。
房玄齡、高士廉向少府監竇德素詢問後宮近來有何營造之事，惹怒了太宗，嚇得房玄齡等慌忙謝罪，魏征慨然發出“兩個不理解”的議論，極言作為君主肱股耳目的大臣，應該理所當然地過問君主的言行舉止，以便及時佐助與匡正，明君應當歡迎這種輔佐與監督。這由衷的諍告，不能不使太宗“深愧之”。
貞觀後期，隨著太宗驕傲情緒的滋長，納諫愈不如前，朝臣也不敢像以前那樣直言諍諫了。太宗見朝臣不議論政事，也便坐不住了，於是，向魏征求教。魏征對他說：“陛下虛心采納，誠宜有言。”古人說：“不信任的人來諫，就會被認為是毀謗自己；信任的人不規諫，就叫做屍位素餐。“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慮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他把各色人等“不能言”“不得言”“不敢言”的原因刻畫得入木三分，不能不令人折服。太宗深表讚同說：“的確像你說的一樣，我經常想這件事，臣下雖想進諫，動輒畏懼死亡的禍患，這與那赴鼎鑊被烹殺、冒白刃遭砍殺，有什麼不同啊！所以，忠誠貞節的臣子，不是不想竭盡忠誠，而是非常為難。所以，禹聽到善言就拜謝，難道不是為了這緣故嗎？”他向臣下表態說：“朕今開懷抱，納諍諫，卿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
由於魏征等朝臣的不斷提醒與匡正，太宗雖然貞觀後期不如前期胸懷豁達，但虛己納諫的作風，卻始終堅持了下來，一方麵，鼓勵臣下讜言直諫；另一方麵，對諍臣大加獎賞與拔擢。此類事例，貞觀史籍不絕於書，例如：禦史大夫韋挺經常上書陳述治國得失，太宗親自給他寫信，深表謝意：“得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並且設宴招待和賞賜上封事稱旨的韋挺、杜正倫、虞世南、姚恩廉等朝臣。貞觀元年（627年），戴胄因忠清公直，被擢拔為大理少卿，“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太宗都聽從了他的主張，“天下無冤獄”。貞觀十四年（640年）秋天，太宗去同州校獵，櫟陽丞劉仁軌進言說：現在老百姓收割莊稼才不過完成了十分之一二，若讓他們供承田獵，實在妨礙農事，不如等莊稼收割完了，再開始校獵。太宗“賜璽書嘉納之”，並升遷他為新安縣令。王珪、魏征以及貞觀後期的褚遂良等大臣，也都是由諫臣而入相的，這一切，都有力地促進了貞觀一代諍諫之風的形成和興盛。
由於采取了廣開言路的切實可行的措施，貞觀之世諫臣盈廷，諍諫成風，呈現了封建盛世中罕見的開明局麵。朝廷中，達官重臣，縣宰小吏，舊部新進，均敢於直言切諫；後宮裏，皇後、嬪妃、太子等也能夠犯顏直諫。貞觀四年（630年），太宗詔令征調兵役修複洛陽的乾元殿，用來做巡幸視察的行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規諫：“方今承百王之未，屬凋敝之餘，必欲節之以禮製，陛下宜以身為先”。接著力陳不可修此殿的五條原因，並言辭激烈地說：“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太宗自然心中不快，他反問玄素說：“你認為我不如隋煬帝，那麼比夏桀、商紂如何？”玄素則不避鋒芒地問答：“如果乾元殿終於興修，就可以說結果同桀，紂是一樣的昏亂。”太宗深為玄素正義執言，“以卑幹尊”的精神所感服，嘉獎說“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賜絹500匹，毅然停止了修乾元殿之舉。魏征對此讚歎說：“其利博哉！”
貞觀十六年（642年），輾轉病榻的魏征直言不諱地批評太宗：“陛下臨朝，常以致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如此激烈的言辭，太宗居然也能接受。
君明臣直蔚然成風，使貞觀一朝諫臣輩出，朝臣的精神麵貌大為改觀。裴矩曾仕隋朝，原非佞臣，但屈於隋煬帝的淫威，終於變成了“承望風旨，與時消息”的庸人，後來甚至在參掌選事時“多納賄賂”，可謂“近墨者黑”，但做了唐臣之後，麵貌卻發生了很大變化。太宗即位之初，為整肅吏治，解決官吏受賄問題，曾密使左右暗中賄賂一些官吏進行試探。刑部有一位司門令史果然受絹一匹，太宗打算處死此人，殺一儆百，以懲戒貪汙。裴矩認為不能這樣做，當即進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太宗十分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召見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對他們說：“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麵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同是一個裴矩，在隋、唐前後竟判若兩人，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寫到此處，不禁大發感慨說：“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剛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動則景（影）隨矣！”
魏征敢於直諫，而又頗注意進諫的策略和方法，他說：“臣諫其君，甚須折中，從容諷諫。”意為進諫時，特別要講究方法，要慢慢地用委婉的言辭從容地說明。為了說明從容諷諫的重要性，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是漢元帝曾用醇酒祭祀高祖廟，他從長安便門出來，打算乘坐樓船，坐船自然不如過橋安全。這時隻見禦史大夫薛廣德風風火火地攔住車駕，摘下自己的官帽說：“應該從橋上走，陛下若不聽我的話，我就自殺，用頸上的血汙染車輪，陛下就不能進入祖廟了。”攪得元帝大為掃興。光祿大夫張猛趕緊上前排解，說：“我聽說君主聖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險，過橋安全，聖主不乘危，因此，廣德的話是可以聽從的。”元帝說：“曉諭別人，也不應當像這樣子嘛！”於是沒有上樓船，而從橋上過去了。以此看來，張猛可謂是直臣諫君了。
可見，魏征對於進諫的策略和方法，是十分重視的。《舊唐書》在魏征傳之後評論說：“臣嚐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事，往複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認為他不僅敢諫，而且善諫。誠然，“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但“良藥”巧妙泡製或加上糖衣，也可變得不怎麼“苦口”；“忠言”，若從容諷諫，也可變得不那麼“逆耳”。魏征為了醫治哮喘，曾經熬製出美味可口的梨膏糖，在他進諫的實踐中，類似梨膏糖治病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的。這大約是他能與太宗主明臣直、珠聯璧合的另一重要原因吧。
魏征不僅有傑出政治家的敏銳眼光，而且有思想家的深邃頭腦，這是他敢於犯顏直諫的深厚基礎，而他那淵博的知識、高深的素養和無懈可擊的辯才，對他最終使太宗折服而視為“人鏡”，則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可以說，他敢於犯顏直諫，是“敢”而有理，“直”而有情，“犯”而有方。他的進諫方法靈活多變，其要點可以歸結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循循善誘，從容諷諫，並且善於把握進諫的時機。
所謂動之以情，不僅在於真情實感打動人心，更重要的還在於是否出於國家之至公來考慮問題。魏征進諫，處處以封建王朝的最高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所以能以情打動太宗，令其歎服。例如，在貞觀十三年（639年）所上的著名奏疏———《十漸疏》中，魏征首先站在開創唐王朝千秋大業的高度，提出問題：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製度也，則絕奢靡而崇簡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
接著頌揚了太宗即位12年來的功績，中肯地指出他漸不克終前10個方麵的問題，諸如：貞觀初年，不煩擾百姓，沒有貪欲，現在卻派人到萬裏之外去尋求駿馬、去外國購買珍奇之物；貞觀初年，愛護人民就像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近幾年來忘記了謙虛節儉，輕易地使用人力；貞觀初年，注意磨煉名譽節操，對於人不偏私，親近愛護君子，疏遠斥遇小人，現在卻輕率地狎近小人，對君子敬而遠之，等等。情發於理，感發於實，其憂國憂君的真情實感，亦隨之噴湧而出，他情深意切地提醒太宗：
“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
句句肺腑之言，寄情於理，寓理於情，太宗覽奏，大為感動。
所謂曉之以理，是以雄辯的說理，闡明社會發展規律或政策方針、道德倫理等。魏征“雅有經國之才”，又有廣博的學識和高超的諍辯能力，靈活運用辯證或比較等多種方法，進行透徹地說理。
魏征總是全麵地、發展地、辯證地看待亂與治、難與易、大與小、好與壞、安與危等問題，同時，他嚴密的邏輯推理和雄辯的論諍才能，使其樸素的唯物辯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確切地表達。因此他的滔滔宏論常常使太宗折服，乃至政見不一的大臣，也不得不點頭稱是。
唐初君臣們曾對草創和守成的難易展開過熱烈討論，房玄齡等曾跟隨太宗打天下的臣子認為“草創為難”，魏征則主張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他說：帝王起兵，必然乘著世道衰敗混亂的時候，消滅掉那些昏亂狂暴的人，老百姓樂於擁戴，天下人都來歸附；上天授命，百姓奉與，故創業不算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後，誌趣趨向驕奢淫逸，百姓希望休養生息，但各種徭役卻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疲敝，而奢侈的事務卻一刻不停；國家的衰落破敗，常常由此產生，以此而論，“守成則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