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其昌生平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號思翁，又號香光，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鬆江）人。萬曆十六年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後贈太子太傅，諡號“文敏”。其詩、文、書、畫俱名噪一時。
在當時，董其昌的政治地位雖稱不上是權傾朝野，但也稱得上是顯貴。他雖有一定的政治抱負，思想較為激進，但在派係林立、黨爭酷烈的朝廷鬥爭中，又能左右逢源、見風使舵。在黨禍慘烈、友人遭殃的險境中，他利用書畫之能，竭力結好魏忠賢的同黨，使他不僅沒像他的東林黨好友那樣被黜免職，還獲得了更高官階的職位。
身為享有鄉宦特權的明朝官員，和許多鄉宦一樣，他荒淫無恥，殘酷壓榨百姓，欺男霸女，縱容子弟奴仆橫行鄉裏，最後激起民憤，發生了記入史料的“民抄董宦”事件，被老百姓稱為“獸宦董其昌”。在曆史上，任何一位書畫家都沒有像董其昌這般遭到百姓的痛恨。
然而，在文化藝術上，他又才學出眾，識見卓爾不群，其書畫成就在明末可稱得上是一代宗師。董其昌曾自負地說：“《圖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在本朝餘與鼎足。”他認為官至尚書，又擅長畫畫的，曆史上隻有三個人，那就是宋時的燕肅，元代的高克恭，另一個就是他自己。
董其昌的遠祖是北方汴梁（今河南開封）人，宋室南渡時遷至南方，居住華亭。董其昌祖上本是顯宦，後中落，至董其昌時家境寒微，隻有瘠田二十畝。在捐稅的壓力下，董家舉家避入鄰縣華亭。少年時曾在莫中江（方伯）家讀私塾，並隨其學書法，又受同郡顧正誼影響學畫。萬曆七年、十三年秋，董其昌兩次赴南京參加鄉試，均落第。
萬曆十六年秋，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鄉試，最終及第。萬曆十七年（1589年）春，董其昌赴北京會試，35歲的董其昌考中進士，封為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供職於翰林院。從此，董其昌永遠脫離了平民的身份。
董其昌的仕途生涯雖然曲折，但在那個充斥著政治陰謀、黨禍酷烈的年代，他曆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宦海沉浮長達四十六年，直至官封禮部尚書，可稱得上是一生顯貴。
董其昌考取進士三個月之後，被選入翰林院學習。翰林院主要承擔朝政文書的起草和曆朝官史的編纂，並從翰林院士中挑選講讀官，負責向皇帝講述經文和曆史。當朝四位大學士之一的王錫爵，在當時被譽為大書法家，王錫爵在批閱了董其昌的翰林閣試卷後，讚揚他深得唐代書法家歐陽詢和柳公權的精髓。而董其昌的政治才幹更給這位大學士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萬曆十九年至萬曆二十六年之間，董其昌錯過了晉升的機會，後來又因得罪了權臣而被明升暗降，對董其昌個人的政治抱負而言，不啻為一個殘酷的打擊。
後來他索性告病，在家研習書畫。在江南閑居期間，他縱情山水，先後與友人陳繼儒、王衡、陶望周等人遊覽宜興、蘇州、南京、杭州、嘉興等地。每到一處，必造訪曆代名人字畫，並為其題簽寫跋，或者自書自畫。他遊南湖、太湖、洞庭湖，觀湘江、長江，登石鍾山、靈岩山、黃山，他完全徜徉、沉浸在江南山水之間。後來，他又多次辭官，居鄉賦閑二十多年。
董家此時也非往昔可比，董其昌霸地萬頃、家資豐饒，成了一個妻妾成群、奴仆列陣的富豪。他忽官忽隱的處世態度，顯赫的身份，更使他名聲大振，四方求畫征文者不可勝計，尺櫝片楮皆價重千金。
在家閑居的董其昌由於橫行鄉裏，終於造成了震驚朝野的“民抄董宦”事件。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九月，61歲的董其昌，居然看中了生員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他的兒子董祖常便帶了二百多人，把綠英搶來給董其昌做小妾。時人根據這件事，寫了《黑白傳》《五精八魂記》等諷喻性話本。董其昌有恃無恐，大肆報複。老百姓憤怒異常，矛盾因此而激化。當地群眾和上海、青浦、金山等地聞聲趕來的群眾，把董宅大廳及數百間畫棟雕梁一把火燒為灰燼。
董其昌帶著家人逃走，在外躲了一年多。由於有那些大權在握的朋友的袒護，董其昌雖然惡跡昭彰，醜聞震驚朝野，但並沒有受到任何實質上的處罰。
天啟元年（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與董其昌交誼甚篤的葉向高在朝廷任首輔，成為京城政治權力的中心人物。隨後董其昌終於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在京城，董其昌和葉向高過往甚密，葉向高對董其昌這位老友也非常器重。
但董其昌深知派係鬥爭的殘酷，他主動提出前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找借口避開了京城這個是非之地。在江南的十八個月中，董其昌殫精竭慮地廣搜博采，撰成《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編成了《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四十卷，並仿照寫史讚的舊例，在每篇後加以評論。這些評論體現出了他對時政的見解，借此寄托他的政治抱負。《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深受皇帝的讚許。天啟三年（1623年）春，董其昌被晉升為禮部右侍郎，第二年又升為協理詹事府事，同年秋又擢任禮部左待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