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伯努瓦為代表的“新右派”在崛起過程中，還得到了不少右翼組織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如成立於70年代末的一個極右政黨——新興力量黨的領導人之一傑拉爾·塞澤（Gérard Sèze）曾表示：“我們同歐洲文明研究會和《新學派》具有同樣的感情和同樣的敵人。”他甚至還讚揚伯努瓦等人大大改變了法國戰後知識界的格局：“過去把知識分子同左派當作同義詞選用，今天證明也存在著右派知識分子，他們並不羞於稱自己為右派。”【41】而另一個由伊萬·布洛（YvaNBlot）所領導的創辦於1974年的右翼團體“時鍾俱樂部”（Club de l'horloge）則幹脆更直接地與歐洲文明研究會進行聯合。由於“時鍾俱樂部”的成員大多為法國培養高級行政管理人員的“搖籃”——國立行政學院的畢業生，身居各種重要崗位，因此，這一聯合使“新右派”的實力大增。
為了表明自己不同於各種傳統右派，歐洲文明研究會的一位負責人曾提醒人們注意，在理解“新右派”時，其側重點不是在“右”，而是在“新”。那麼，“新右派”新在何處呢？這可從它1980年在《要素》雜誌上鄭重其事地推出的兩個新口號中略見一斑，這兩個口號分別是“差異的權利”和“反對一切極權主義”。
差異性和差異的權利，本來是美國文化左派有關文化多元主義的重要內容，而“新右派”卻以此來強調他們所謂的各民族“靈魂”之間的差異性。他們將文化差異絕對化，認為不同文化間的關係是一種絕對的異質性和不可通約性，試圖以此來恢複所謂的歐洲文化的純潔性或者說純粹性。在新右派的話語中，人類社會由一些“有機共同體”組成，“有機共同體”表示一個自然形成的同質性社會群體，一般規模不大，然而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個人並非出於理性的決定才加入社會生活，而是像細胞一樣，有機地生存於共同體之中。在這種有機共同體之中，共同的語言、文化、習俗和一套核心價值構成共同體的天然紐帶。“有機共同體”一方麵是一個完整自主的生命體，但另一方麵，對一個更大的生命體來說，它是一個細胞。由此，新右派理想中的“自然的”歐洲，就不是一個巨大的民族國家，也不是民族國家的聯合體，而是以羅馬帝國為原型的歐洲帝國。【42】
在這一點上，新右派和以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43】及其國民陣線為代表的法國民族主義者有很大的區別。勒龐宣稱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這表明他把捍衛法蘭西民族的特性作為自己的任務。同時，勒龐等人還試圖通過動員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國家的力量來抵製全球化，而“新右派”則認為，民族和民族國家麵對全球化非但不能力挽狂瀾，而且它本身才是災難的真正根源。如果說，勒龐之流將民族國家的衰落歸因於全球化，那麼，在伯努瓦等人看來，全球化是民族國家的必然結果。這種災難的根源，在古代是猶太教-基督教，在近代則是法國啟蒙運動和雅各賓模式塑造的民族觀念和民族國家，是它們摧毀了無數的有機共同體和一個“自然”的歐洲，像拔草一樣把個人拋向人為虛構的同質性空間。正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態，“新右派”提出建立一個所謂的“歐洲帝國”，將許多異質的有機共同體有機地結合起來。在這一帝國中，既可以達到較高層次的統一性，同時又不會壓製或者抹平其內部的族群和文化多樣性。
“新右派”認為，一神教，尤其是猶太教，是一切極權主義的總根源。由於猶太教是古代世界最早的一神教，它在轉化成基督教的過程中，把一神教的觀念擴張到整個歐洲，又將此觀念以各種宗教和世俗的形式擴張到全世界，所以它必須為所有的極權主義負責。那麼，為什麼一神教是極權主義的總根源呢？因為主張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猶太教-基督教是後來一切平等觀念的起源，伯努瓦稱之為“古代布爾什維克”的平等主義。這種平等主義無法容忍差異性和多樣性，試圖將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還原為一個單一的模式，所以必然經由普遍主義而走向極權主義。與盧梭將不平等視為萬惡之源相反，“新右派”將平等視為萬惡之源。並且認為，平等主義是現代世界各種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例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共同根源。而美國，是一神教在當今世界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代理人，因此將它列為歐洲文明的重要敵人之一。【44】
值得注意的是，伯努瓦在60年代後期曾熱衷於閱讀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45】的著作，並因此在其思想形成過程中信奉一種所謂的“右翼葛蘭西主義”（gramscisme de droite），即首先應當在發生於“精英”身上的“文化戰爭”或“思想之戰”中獲勝，因為這一勝利是征服市民社會基礎結構的先決條件。正因為如此，“新右派”在出籠後，似乎並不急於介入政治。他們不僅禁止自己做純政治觀點的宣傳，也不允許自己對民主政權妄下判斷，而是致力於通過“文化戰爭”與左翼知識分子爭奪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話語霸權，並在這一基礎上一步一個腳印地從事爭取民心的工作。為此，他們還不遺餘力地利用各種傳媒傳播自己的觀點。其中，僅伯努瓦一人就發表了幾十本著作與數百篇論文。
盡管“新右派”很善於用各種美妙動聽的言辭來掩蓋自己。如伯努瓦曾說：“我把右派定義為一種要求考慮到世界的多樣性的態度。”但是，法國社會各界對“新右派”的危險性顯然已有所覺察。如一些猶太人和猶太人團體經常指責“新右派”有納粹主義的傾向，並建議政府根據禁止口頭或書麵形式煽動種族仇恨的法令，封閉它的喉舌。在這一過程中，身為猶太人的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表現尤其突出。
阿隆尖銳地指出，“新右派”的危險性首先在於納粹式的種族主義傾向：
這些對日耳曼森林和神祇的崇拜，對生物學的濫用，重複陳舊的古代神話，和偽科學，不可能不引起我們那些不愉快的回憶。對這些事物的迷戀曾經喚醒過一小撮人的記憶，進而喚醒了一個民族全體的狂熱。【46】
如果與納粹相比較的話，“新右派”的種族主義傾向更為隱蔽，概而言之，它始終竭力以現代生物學的理論包裝自己，試圖披上科學的外衣。盡管如此，阿隆仍對他們鼓吹的這種“智商決定論”予以駁斥，認為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這些所謂“新哲學家”的論述，以具有一定科學性的假說或是一些聳人聽聞的原則為基礎，其實是站不住腳的。每個個體的智力和生理能力有先天性的差別，這一點任何生物學家都無法否認。莫紮特和愛因斯坦並不是環境創造的。但聲稱環境的影響“完全可以忽略不計”，這是違背真理的。即使是人們準備接受這種有關智商的計算法，人的成長受80%的遺傳和20%的環境影響，這種數字並沒有實際的意義。……如果環境因素真的不能起到任何作用，那麼最有天賦的人在任何條件下都會成功，那麼就讓高智商者們充滿耐心地平靜等待就行了。【47】
還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7月13日，《世界報》刊登了一份由50位著名知識分子簽名的呼籲書。這份呼籲書的簽名者既有左派知識分子，又有自由派知識分子。呼籲書要求人們對不斷變換手法的新法西斯/種族主義保持警惕，並且聲明拒絕同發表極右言論的出版社、電台及電視台進行合作。但更值得深思的是，“新右派”的態度也極為強硬。他們以《討論還是審訊？》、《左翼衛道士》、《法國新右派：舊偏見還是新範式？》為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聲稱，把新右派當作新法西斯，如果不是誣陷，至少也是嚴重誤解。他們甚至還揚言，“左翼衛道士”未經而且不敢公開討論，就把新右派理論斥為“危險的”思想，是一種既粗暴又怯懦的左翼麥卡錫主義，這種壟斷公共領域的企圖宣告了他們在思想上和道義上的破產。【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