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1968年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武裝幹涉，使法國知識界原已所剩不多的親蘇知識分子深感震驚，並最終與蘇聯決裂。這方麵的典型代表就是在與布勒東等超現實主義者分道揚鑣後把自己的幾乎整個一生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著名作家阿拉貢。如果說阿拉貢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時還熱衷於為蘇聯辯護的話，那麼，他對蘇聯此次武裝幹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內政卻憤怒地進行了譴責。尤其讓人感慨的是，當法共主辦並由他本人主編的《法蘭西文學》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後不久停刊時，悲憤至極的阿拉貢竟在終刊號上寫道，自己乃“徒勞一生”，並在後來接受記者采訪時還強調說，這是他當時的心裏話。【36】
其次，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占領西貢後大批越南人冒著生命危險出海外逃，成為世人矚目的“船民”；波爾布特（PoLPot）領導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的種種“左”得出奇、令人發指的行徑；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毛主義的神話”的最終破滅；凡此種種，都使得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對革命的烏托邦殘存的最後一點幻想亦消失殆盡。
再次，1979年蘇聯悍然入侵阿富汗以及法共為之辯護的“自絕性”行為，則更使法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像躲避瘟疫一樣地盡量不使自己與蘇聯和法共有任何牽連。
對於“新哲學家”，雷蒙·阿隆曾在其《回憶錄》中作過如下評價：“他們在研究哲學的方法上沒有什麼獨到之處，與現象學家、存在主義或分析學家都不能相提並論。他們寫論文不同於學院的標準形式。‘新哲學家’們的成功靠的是新聞機構的宣傳，得力於在今天的巴黎缺少一個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評判。他們人人都通過了哲學教師頭銜的考試，但誰也沒有追隨過薩特或梅洛-龐蒂。有些人曾信奉過阿爾杜塞，盡管後來又離棄了他，但從來也沒有否定他。‘新哲學家’們首先引起轟動的，是他們徹底反對蘇維埃主義，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37】
誠然，阿隆的上述評論可謂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但筆者以為，法國蘭斯大學哲學和文學教授吉·斯卡佩塔關於列維的下述評語，或許也能有助於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列維，乃至整個“新哲學家”何以會在此時的法國知識界占據引人矚目的地位：
貝爾納-亨利·列維是一位不同凡響的哲學家，對我而言，這就是他的全部價值所在。他的地位嗎？他在整個格局之外，是搗亂分子的地位，他不遵守遊戲規則，無視規範行為方式，他是個挑釁者，反對空洞無物的哲學說教……列維寫的書每次都讓我思考，我覺得他的書裏充滿了新思想，也就是巴特稱之為的“平庸的反語”……即便他的思想是以曆史的思考為基礎，也仍然是作為“現實效應”顯現在全景之中，而這一點正是與我們要擺脫抽象及形式主義的願望是協調一致的，他的言論往往“與眾不同”，同時產生爆炸效應……我尤其欣賞人們加給列維身上的“壞名聲”，這正是震撼虛偽、打破成見、擾亂眾口一詞的某種標誌。實際上，列維作品中首先吸引我的，就是這種反潮流的行為方式，有針對性的挑釁，行事魯莽，不計後果，就是他的這種膽大、迅捷和不計場合的風格。試想，當今法國哲學舞台上若是沒有列維，該是多麼平淡而溫吞啊？【38】
70年代末，雖然從極左轉向極右的“新哲學家們”仍然還不遺餘力地在法國知識界從事著“非布爾什維克化”、“非馬克思主義化”的活動，但其轟動效應已明顯減弱。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公開揚言要以自己的“全新的”右翼理論再次從左派手中奪回法國思想領域的領導大權的右翼知識分子群體卻開始在法國知識界崛起，史稱“新右派”。如果說，“新右派”在發軔時期一般以堅決反對傳統的民主-自由派為出發點，常常運用生物學的論據，鼓吹所謂“科學的種族主義”，那麼，在這之後不久，他們就從生物決定論轉向文化決定論，並以此為契機宣告與傳統的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徹底決裂。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大量吸收當代左派文化理論，拚湊出一套以“新右派”為標簽的頗能蠱惑人心的文化種族主義學說。80年代初以來，由於法國經濟持續衰退情況下移民問題的凸現和歐洲一體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更對“新右派”思潮的迅速蔓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新右派”的首席代表和精神領袖當推阿蘭·德·伯努瓦（AlaiNde Benoist）。伯努瓦1943年出生於一個具有貝當主義傾向的家庭。60年代初，剛入大學不久的他就積極參加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右翼大學生團體——民族主義大學生聯盟的活動。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結局使他深感失望，同時也使他痛感到，必須要把建構新的民族主義理論作為當務之急。為此，他開始與一些“誌同道合”的右翼知識青年熱衷於閱讀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其中，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著作有兩種。其一是索雷爾、德律蒙、巴雷斯、莫拉斯等本國右翼思想家和作家的著作；其二是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新保守主義的右翼學者的代表性著作。
1967年底，伯努瓦在尼斯（Nice）發起建立了一個名為歐洲文明研究會（GRECE）的右翼學術政治團體。翌年2月，該團體創辦了《要素》（Elément）雜誌。同年11月，該團體又在裏昂（Lyon）召開了首次代表大會。
和以往從政治思想出發的右派知識分子不同，“新右派”的理論建立在生物學的基因學說基礎上。他們認為，人類社會中的各種人群由於基因類型的不同，造成了智商的高低差異。而這種智商的差異性，決定了各種人群的本質，這種本質上的差異性是與生俱來的，不可能在後天成長的過程中發生改變。“新右派”將這種由基因造成的智商的差異性，稱為各民族“靈魂”之間的差別，是由曆史所賦予各民族的財富。他們雖然沒有使用高盧人、日耳曼人、雅利安人是不同的種族這種納粹式的說法，但是他們強調，各個民族如果和其他民族混合，由於基因會發生改變，必將喪失其特性。在這些“新右派”的眼中，當時的歐洲文明處於危機和衰亡狀態，他們理想中的歐洲文明，是古代的歐洲文明，歐洲人必須重建他們光榮的曆史，恢複他們以前的光輝形象——“一個擁有曆史的民族，以凱爾特人神話的光榮傳統而感到自豪”【39】。
為此，歐洲文明研究會成立之初，以“歐洲文明”的捍衛者自居，並把其鬥爭矛頭直指所謂對歐洲文明構成最大威脅的四大敵人，即猶太-基督教、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無節製的自由主義。伯努瓦等人首先把歐洲文明在當前處於危機和衰亡狀態歸因於猶太-基督教對歐洲的“腐蝕”，認為正是猶太-基督教所提倡的個人平等和集體平等的思想，破壞了歐洲的原始文明和天然的（或曰血親的）等級製度。與此同時，伯努瓦等人把源出於平等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視為歐洲文明發展道路上的另一個障礙，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動因”。對於歐洲文明的第三個敵人——馬克思主義，伯努瓦等人攻擊道，馬克思主義隻是把猶太-基督教的平等主義做了世俗化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乃是猶太-基督教關於在人世間建立平等樂園的騙人預言。至於以美國為代表的“無節製的自由主義”，或曰“技術治國論的重商主義”，它的“罪狀”是破壞了社會秩序的天然等級製度，維護關於“沒有高貴種族、沒有傑出人物、沒有特點”的民主社會的空想。而且在伯努瓦等人看來，這種空想比馬克思主義的平等主義空想更加危險。【40】
起初，由於知名度不高，伯努瓦本人及其鼓吹的思想並未在法國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然而，1977年出版的《右派眼中的世界》獲得法蘭西學院大獎，使作為該書作者的伯努瓦聲名大振，其思想亦開始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此前，伯努瓦主要以自己及其追隨者主辦的兩本雜誌《要素》與《新學派》（Nouvelle Ecole）為陣地來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但因這兩本雜誌發行量不大，故其思想影響亦受到限製。但在他獲獎成名後，伯努瓦的思想主張和“才華”立即引起了由著名的右翼大報《費加羅報》主辦的《費加羅雜誌》（Le Figaro Magazine）社的社長路易.鮑威爾（Louis Pauw els）的關注和賞識，後者立即邀請伯努瓦為該刊“思想評論欄”的特約撰稿人。由此，“新右派”在法國的主流媒體中獲得了一個重要的理論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