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管見，如果說多梅納克、布爾代和薩特代表的是反戰知識分子不惜代價維護普世價值的富有激情的一麵，那麼，阿隆代表的就是堅持理性、不懼孤獨的冷靜和現實的一麵。相當長時期以來，法國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主要由兩個支柱構成，一是法國負有教化的使命，二是殖民地對法國有重要的現實利益。前者已經被多梅納克、布爾代和薩特的論證推翻，而阿隆的論證，則推翻了後者，由此也就徹底地摧毀了法國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基礎。
此外還需特別指出的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世界報》在自己傑出的主編於貝爾·伯夫-梅裏的領導下，充當了此時“法國社會的良心”的喉舌。當阿爾及利亞戰爭剛一爆發，伯夫-梅裏即組織《世界報》對這場新的“肮髒的戰爭”進行猛烈的抨擊。不僅如此，伯夫-梅裏還在《世界報》上公開發表了“秘密的”《貝泰伊報告》。這份報告以大量確鑿的事實表明，係統地組織的嚴刑拷打是法國殖民當局在阿爾及利亞推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報告發表後，輿論大嘩，但《世界報》也承受了更大的壓力，乃至公開的威脅。首先，駐阿爾及利亞殖民軍扣押了所有發往阿爾及利亞的《世界報》，並企圖以誹謗罪到法院去告《世界報》；其次，為了使《世界報》在經濟上陷於困境，政府故意不讓《世界報》在法郎已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適當地提高售價，甚至威脅伯夫-梅裏本人說，如果他敢提價，就要處以巨額罰款並把他投入監獄；再次，《世界報》的編輯部和工作人員的住宅多次被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恐怖組織投擲炸彈，伯夫-梅裏本人的住宅就被炸過兩次。然而，在這場充滿腥風血雨的鬥爭中，《世界報》在伯夫-梅裏的領導下經受住了種種嚴峻的考驗，而伯夫-梅裏本人也成為這一時期“法國社會的良心”的典型代表之一。【32】
使得這一時期法國知識分子得到廣泛動員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及其法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期間的表現，在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首先，一如德雷福斯事件期間，法國知識分子中“普遍主義”或“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想傾向之間的對立，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圍繞著讚成還是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再次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對峙的雙方所用言辭之激烈、手段之極端，較之當年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與反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的鬥爭，均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次，20世紀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曆來有反對本國政府發動殖民戰爭的鬥爭傳統，如20年代時，布勒東、阿拉貢、艾呂雅等超現實主義者曾積極投身於反對摩洛哥戰爭的鬥爭；40年代末、50年代初時，伯夫-梅裏不僅把法國政府在原法屬印度支那發動的殖民戰爭稱之為“肮髒的戰爭”，而且還領導《世界報》對當局在印度支那的戰爭行徑口誅筆伐。與以上兩次鬥爭相比，此時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不僅繼承了這種光榮傳統，而且還將之發揚光大，把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具體而言，如果說，當初反對摩洛哥戰爭、法屬印度支那戰爭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話，那麼，這次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則需要有一種視死如歸的精神。因為阿爾及利亞與法國本土的關係之密切，極端殖民主義者策劃的暗殺、行刺、綁架事件之多，均遠非當年的情景可比。
第三，由於法共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對相關鬥爭表現得頗為冷淡，使不少左翼知識分子深感意外和失望。由此，就總體而言，阿爾及利亞戰爭使左翼知識分子與法共的距離越來越大，對法共的獨立性日益增強。此外，阿爾及利亞戰爭使左翼知識分子開始進一步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民族運動。比如，當時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國家並非是蘇聯，而是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
第四，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的表現，尤其是建立“尚鬆聯絡網”和發表《121人宣言》，為歐美發達國家進步知識分子反對本國政府發動或參與殖民戰爭樹立了榜樣，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國際影響。比如說，60年代中後期，不少美國左派知識分子在開展反對美國政府發動越南戰爭的鬥爭時，就是把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奉為楷模的。
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也為法國右翼知識分子恢複元氣、重新崛起提供了條件。如前已述，戰後初期，法國知識界曾對二戰期間的附敵知識分子展開“大清洗”，由此導致法國右翼知識分子元氣大傷。但阿爾及利亞戰爭所引發的爭論，尤其是借助於“民族利益”、“愛國主義”的口號，使長期來萎靡不振的法國右翼知識分子重新振作起來，並試圖在與左翼知識分子的較量中收複“失地”。
例如，在《121人宣言》發表後不久，數百名強烈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法國右翼知識分子就發表了《法國知識分子宣言》。他們在宣言中首先強調：“最近一段時間，法國公眾看到了不少宣言，不少以政見聲明、信函或法庭上的證詞和辯論等形式出現的宣言。這些宣言是可恥的，它們是近年來一係列有預謀行動的繼續，它們反對我們的祖國、反對祖國代表的價值，甚至反對西方文明。它們是第五縱隊的傑作，接受外國宣傳，生硬地套用外國的口號。這種係列行動從阿爾及利亞戰爭之前就已經開始，以後還將繼續。……麵對這些事實，在本次宣言上簽名的作家、大學界人士、記者、藝術家、醫生、律師、出版商等認為，如果他們繼續保持沉默，將會成為真正的同謀。此外，他們認為，那些為背叛辯護的人並不能代表法國的知識界。”【33】接著，他們聲稱：“阿爾及利亞人民為了獨立而起義，而法國在進行鎮壓，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是少部分狂熱的恐怖主義和種族主義者強加於法國的叛亂。這些反叛分子的首領帶有明顯的個人野心，而且，他們還得到了國外的武器以及經濟援助。”【34】他們在該份宣言中，還對左翼知識分子發表《121人宣言》的“醜行”進行謾罵與攻擊，宣稱“有步驟地誹謗和玷汙為了法國而在阿爾及利亞戰鬥著的軍隊，這是一種背叛行為”。
在該宣言的簽名者中，我們不難發現有很多當年在法西斯主義運動中，或在反對“反法西斯主義運動”方麵極為活躍，戰後卻被迫“沉默”的著名右翼知識分子的名字，如亨利·馬西斯、皮埃爾·加索特（Pierre Gaxotte）【35】、梯也裏·莫爾尼埃（Thierry Maulnier）【36】，等等。更有甚者，30年代時與布拉齊拉克等人過從甚密，且發表過許多宣揚法西斯主義思想的右翼作家莫裏斯·巴爾代什（Maurice Bardéche）【37】在其1961年出版的《何謂法西斯主義？》一書中不僅公開為以貝當為首的維希政權辯護，並通過指責戰後初期對附敵知識分子的清洗的“合法性”為那些受到清洗的右翼知識分子鳴冤叫屈，而且還在卷首公然宣稱：“我是一個法西斯主義作家。”【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