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幾位頗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最值得我們關注的當然還是薩特與阿隆
與加繆相反，薩特從一開始就反對法國政府發動這場戰爭，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他一邊在許多集會上公開發表演講，一邊在《現代》、《快報》等報刊上撰文，以確鑿的事實和尖銳的筆調，抨擊殖民主義的政策和暴行。1956年1月，薩特在一次集會上公開呼籲：“我們唯一能夠做並且應當做的當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站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一邊，把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從殖民主義的暴政下解脫出來。”【24】1959年，薩特接受了其時正在主編一份地下刊物、鼓舞法國士兵開小差的弗朗西斯·尚鬆的采訪，表示讚同他領導的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地下聯絡網的活動。
1960年，法國社會圍繞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爭論進入了白熱化。許多知識分子開始以實際行動暗中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反法活動，並呼籲法國青年拒絕入伍，士兵拒絕服從命令。當聞悉尚鬆領導的聯絡網成員被警方逮捕【25】，薩特在8月與120名有影響的法國知識分子共同簽署了一份題目頗長的宣言《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拒絕服兵役的權利和法國左派對為爭取獨立而戰的阿爾及利亞人具有連帶義務的聲明》（簡稱《121人宣言》），對法國青年和士兵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拒絕服從相關命令的行為明確表態支持，認為這是他們的權利：
我們尊重拒絕以武力對抗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行為，這些拒絕是正當的。我們尊重這些法國人的行為——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以法國人民的名義保護和幫助那些受壓迫的阿爾及利亞人，這種行為是合乎正義的。阿爾及利亞人民堅決摧毀殖民體係的事業正是所有自由人民的事業。【26】
事後，發表《121人宣言》的《現代》雜誌8月號立即被政府沒收。盡管如此，同年9月，正在巴西訪問的薩特“授權”其支持者以他的名義發表致法國政府的公開信，稱“如果尚鬆讓我幫阿爾及利亞的戰士們搬運行李，並為他們提供住所，而我又能夠保證他們的安全，使他們能夠安心地在閱讀小仲馬的著作時揣摩每個字的意思，我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的，一股反動的力量暫時將我和他們分開了，但是我敢說，他們是我們派出的代表，代表著法國的未來，而逮捕並審判他們的力量已經什麼也不是了”【27】。這封信公開發表後在法國產生強烈反響，並使政府深感惱怒。於是，《現代》編輯部受到搜查，宣言的簽名者紛紛被剝奪政府津貼，並被受政府資助的劇院、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5000名法國軍團的老戰士在香榭麗舍大街遊行，高呼“槍斃薩特”。其實，這封信是別人假冒薩特寫的。但是，事先對此信一無所知的薩特並未作出本應作出的聲明。因為他知道，如果他發表為自己澄清事實的聲明將會對反殖民戰爭的同道們帶來打擊，所以，他寧肯接受既成事實，以自己的聲望來支持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人。盡管當時有謠傳，政府已決定在薩特回國時即予以逮捕，薩特還是在11月回到了法國。他在返回巴黎後，馬上就為自己找好律師，為被捕作了必要的安排，但當局迫於社會壓力，並沒有敢動薩特。
雷蒙·阿隆也以自己那種慣常的理性的方式投入了這場鬥爭。和這些知識分子相比，阿隆在反對戰爭的論證中並沒有強調人道主義的因素，他幾乎隻字不提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對當地民眾造成的感情傷害，也沒有提到法國軍警在戰爭中對俘虜采取的酷刑逼供等反人道的行為。阿隆一直將阿爾及利亞戰爭看成是一個具體的社會政治問題，並認為在分析思考政治問題的時候，道德因素很難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如果將酷刑逼供作為反對戰爭的理由，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承認自己支持酷刑逼供。”【28】在他看來，知識分子以反對戰爭為目的的“介入”，重要的不是贏得更多數量的支持者，而是說服那些和自己觀點相左、持反對立場的人。而且，要停止戰爭，需要現實政策的改變，隻能由政治家做出決策，這樣就更加無法使用純粹的道德作為武器。對於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所重視的法國人從他們的殖民曆史中繼承了很多道德債務，法蘭西共和國的靈魂為此要付沉痛的代價，阿隆則認為，這隻能通過放棄殖民權力來進行補償。
因此，阿隆“介入”的方式也和這些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他把側重點放在以論辯性的小冊子參加知識界論戰，以及對政治人物施加影響這兩方麵。
1956年6月，居伊·摩勒政府加強了對阿爾及利亞的軍事行動，《費加羅報》主編布裏鬆是戰爭的堅決支持者，因此阿隆無法在他的新聞評論中發表涉及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內容。在失去這個最重要的“介入”陣地後，阿隆向居伊·摩勒提交了一份報告，並在蘇伊士戰爭期間和一些知識分子一起得到了麵見法國總統的機會，然而總統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隻給他10分鍾的陳述時間。1957年，阿隆出版了小冊子《阿爾及利亞的悲劇》，將呈交居伊·摩勒的那份報告作為第一部分。【29】1958年，阿隆出版了另一本小冊子，名為《阿爾及利亞與共和國》，將《阿爾及利亞的悲劇》的內容進行擴充，補充了翔實的數據資料，反複強調立刻停止戰爭的主張。
《阿爾及利亞悲劇》在發表後，即在法國知識界乃至整個法國社會引起極大的反響與爭議。人們對它可謂是毀譽參半。讚賞者把它與德雷福斯事件時代左拉的《我控訴！》相媲美，反對者則說阿隆在出賣法國的利益，謾罵侮辱的匿名信蜂擁而至。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阿爾及利亞悲劇》亦成了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法國最為暢銷的書籍之一。1958年，雷蒙·阿隆就阿爾及利亞問題又出版了第二本小冊子《阿爾及利亞與共和國》，再次重申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一體化是不可能的。但是，雷蒙·阿隆對弗朗西斯·尚鬆等知識分子鼓勵法國士兵開小差的做法卻不以為然。當薩特等人的《121人宣言》發表時，阿隆正在哈佛大學講學。當一些美國教授幹勁十足地去爭取別人簽名響應，並譴責法國政府對這121人進行司法追究時，阿隆與幾十位美國教授進行了討論，勸阻他們不要簽名。阿隆說：“讓青年人開小差，這對知識分子和讓-保羅·薩特沒有危險，但對那些聽從他們勸告的人卻是危險的。我理解那些拒絕打阿爾及利亞的青年，但是我討厭坐在長椅上的知識分子代替應征入伍的青年去提高覺悟。應當讓青年自己選擇，而我們應當隨他們選擇。如果你們（指美國教授——筆者）插手這場論戰，就得承擔額外的責任，即你們把法國人進一步推向內戰，因為拒絕國家動員，就相當於取消國家公約。如果明天，我們法國人，在你們政府發動一場我們認為不正義的戰爭時，號召你們的青年人開小差，你們會怎麼想？”【30】在阿隆的說服下，許多美國教授放棄了原來的打算。
由於雷蒙·阿隆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一再表態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使得由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極端殖民主義分子組成的秘密軍隊組織把他視為眼中釘，甚至向他發出了如下“最後的警告”：“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注意到，在我們的祖國由於戴高樂的背叛麵臨危難之時，你不願意明白這個時期在法國曆史上意味著什麼，站到了把國家拖入災難的那些人一邊。然而你絲毫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你的唯一動機是不擇手段地往上爬，那些滿是從共產黨的詞彙裏借來的自由、進步、民主等字眼的漂亮話掩飾不住你的勃勃野心。你不可能看不出來，靠一些政黨拚湊起來的製度正是用這些漂亮話把法國引向目前的衰敗。……你還應當看到這個事實：在我們的組織希望給戴高樂的政府以致命的打擊，向全體決心打勝仗的正直愛國者發起總動員之時，在我們開始並加強與國外的聯係之時，我們不準備袖手靜觀你的破壞活動。請相信，我們因受到背叛目前不得不作出的犧牲是暫時的，這決不會阻擋我們朝最後的勝利邁進！你把這封信當作我們的最後警告吧！”【31】在阿隆收到這封信後，尤其是秘密軍隊組織針對馬爾羅的暗殺行動炸瞎了其房東女兒的眼睛之後，內政部多次向阿隆提出，由警方對他進行保護，但阿隆始終予以拒絕。他的這一態度令巴黎警方大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