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薩特與加繆、梅洛-龐蒂的反目
如前所述，戰後初年，紅色蘇聯在為數不少的法國知識分子心目中有如一個盡善盡美的國度。但是，隨著“冷戰”的爆發，一位在1944年出逃到美國的蘇聯高級官員維克多·安德烈耶維奇·克拉夫申科（BикTop AндpeeBич KpaBчeнкo）在美國出版了他的自述《一位蘇維埃高官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披露了蘇聯社會中的許多內幕。【56】此書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被譯成了20多種文字，銷售數高達500萬冊。法國的一家政治傾向頗右的小出版社也以《我選擇了自由》為題出版了該書的法文版，並也飽賺了一筆，在頭兩版中就銷售了50萬冊左右。【57】與此同時，蘇聯存在集中營和政治苦役犯的事實亦由來西方政治避難的原蘇共官員披露於眾。大衛·盧塞還把有關蘇聯集中營的資料彙編成《集中營》一書出版【58】。
凡此種種，在法國知識分子內部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一些法國知識分子原來堅信蘇維埃製度是拯救人類的希望，是理想的社會製度。但當他們得知蘇聯共產黨也實行嚴酷的大清洗，大清洗中許多人人頭落地，而且還有政治犯集中營存在時，頗為疑惑不解，並從最初的不相信發展到懷疑，懷疑紅色蘇聯的真實性，懷疑在戰後已越出一國範圍、四處蔓延的社會主義製度的真正性質，逐漸對指導蘇聯共產黨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也產生了懷疑，尤其是對在蘇聯大權獨攬的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義表示不滿，認為斯大林主義正在向專製主義發展。毋庸諱言，這些法國知識分子在此時已逐漸對共產主義“烏托邦”失去了幻想。然而，與此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法國知識分子仍堅持原來的立場，仍擁護斯大林主義，堅信蘇聯共產黨是正確的，蘇共在建立和鞏固新的社會製度時使用暴力手段是必要的。因此，這部分知識分子依然竭盡全力地為蘇聯辯護。由此，圍繞著如何看待蘇聯，尤其是如何看待蘇聯的集中營這一焦點，法國知識分子大體上形成了兩大派，即擁蘇派與反蘇派。
擁蘇派由法共的知識分子黨員與仍堅持擁護斯大林的左翼知識分子組成。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克拉夫申科是一個稻草人，其自述完全是華盛頓方麵的杜撰之作。他們根本否認蘇聯集中營的存在，認為蘇聯法庭是進行社會主義紀律教育的學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工具，其作用就是要嚴懲那些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製度的壞分子，以鞏固新的政權。他們甚至認為，反蘇派知識分子一味抓住集中營這一點大肆攻擊蘇聯，就是站在帝國主義立場上為他們效勞。換言之，對蘇聯的態度問題就是立場問題，反蘇就意味著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就意味著投靠帝國主義，擁護法西斯主義。這些人最後還認為，在這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沒有其他選擇，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擁蘇派當中的另一些人則承認集中營的存在這一事實，但力圖用進步暴力論來反駁反蘇派對蘇聯的指責。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梅洛-龐蒂就是這方麵的突出代表。
反蘇派亦稱反共派，這一名稱是其對立派強加給他們的。反蘇派由兩大類人組成：其一是一些原先對蘇聯抱有幻想、寄予厚望的左翼知識分子。這些對蘇聯存在集中營的事實感到震驚，繼而對蘇聯提出批評抗議的知識分子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認為共產黨不應該同法西斯一樣搞獨裁專製，使用暴力。其二是一些始終對共產主義及其蘇聯抱敵視態度的右翼知識分子。
此外，若更嚴格地進行分類的話，那麼，除了以上兩大派之外，還有一部分法國知識分子似乎可歸類為“反反共（蘇）派”。此類知識分子雖然並不完全認同共產主義以及蘇聯，但卻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攻擊共產主義和蘇聯方麵所采取的許多做法非常反感，因此奉行了一種雖不是擁蘇派，但卻反對“反共（蘇）”的立場。
總之，在當時的法國知識界，出現了一場既聲勢浩大、錯綜複雜的大混戰，眾多的知識名流參與了這場辯論，大量的論著、文章紛紛出籠，如雷蒙·阿隆的《論戰集》【59】與《知識分子的鴉片》【60】、皮埃爾·戴克斯（Pierre Daix）的《為什麼大衛·盧塞要捏造蘇聯集中營？》【61】、埃馬紐埃爾·穆尼埃的《大聲的辯論》【62】，等等。
在這場知識分子的大混戰中，此時已在法國文壇聲名隆隆的加繆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作為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思想家，加繆反對一切形式的專製主義，並且始終忠於這一原則。當蘇聯集中營被披露後，他就與斯大林主義徹底決裂，並認為蘇聯的現實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結果。因此，他開始抨擊馬克思主義曆史現，反對進步暴力論。1951年11月，加繆發表了其重要論著《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又譯《反叛者》）。加繆在著作中指出，曆史是無所謂方向和意義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社會的理論不過是某種神秘主義或烏托邦主義之類的東西。事實上，人不可能創造一個絕對完滿的社會，蘇聯人也同樣做不到。因此，蘇聯今天的一代不應為明天的所謂“完滿的社會”而犧牲自己的權利和幸福。同樣，加繆也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謂“善”的暴力。革命往往伴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就是例證。革命者都對“絕對者”有一種真誠的信念，例如相應絕對的正義能創造出和諧的兄弟般的境況，而同時又強壓下所有矛盾，連同一切自由。然而，事實上，人們不可能將自己完全還原為“社會的、理性的自我”，因為他的利益和價值是多種多樣的。所以，盡管正義和個人自由並非完全不能相容，但談論絕對的正義和自由，卻是矛盾的、極其荒唐的。總之，加繆在這部其幾乎醞釀了10年的論著中，從哲學、倫理學、文學等方麵逐一對戰爭、革命、暴力、恐怖、專製主義等在20世紀中葉世所矚目的重大而敏感的問題逐一進行了剖析，並由此提出了構成他的新人道主義的核心的一整套“反抗”理論。【63】
盡管加繆本人多次表示，他寧願保持自由評判的權利，拒絕站在兩大陣營的任何一邊，但由於他在《反抗者》中表現出對蘇聯的攻擊和敵視，法共指責他的言行是“客觀的背叛”，是帝國主義的幫凶。中派、右派報刊則對加繆的新著大加讚賞，如《世界報》認為，自二戰以來，沒有任何一部書的價值能與此書相比。而《費加羅報》則稱這本書不僅是加繆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當代最偉大的著作。甚至極右派的雜誌《法國麵麵觀》亦對此書予以肯定，認為作者在回歸民族主義，甚至皈依上帝。而這些讚譽之辭反過來又為左派攻擊加繆提供了彈藥，使他們斷然把加繆劃入反蘇派的行列。加繆本人對各派對《反抗者》的攻擊和說明十分重視，不僅投書發表這些文章的報刊進一步闡釋自己的觀點，並且還就此多次接受記者采訪。
1952年5月，薩特的朋友、《現代》雜誌的編輯弗朗西斯·尚鬆（Francis Jeanson）【64】在第79期《現代》上，以《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為題，就《反抗者》發表了一篇長達26頁、措辭頗為激烈的書評。尚鬆首先以嘲諷的筆調列舉了報界，尤其是右翼報刊對該書的溢美之辭，接著指出，作者沒有理解以至於完全忽視了以往革命的曆史條件。他不是從具體情況的分析入手，而是從抽象的道義立場出發，去檢查和評價這些偉大的政治事件。因此，他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是否定的，他所提出的批評和指責也隻能是不負責任的。尚鬆還寫道：“如果加繆的反抗是靜態的，那麼這種反抗隻牽涉到他自己。如果他想推動世界的進步，那就應該進入時局中去，進入曆史中去，而且要樹立自己的目標，選擇自己的對手……在我看來，加繆所做的一切，都像是在為自己尋找一個避難所，為一種未來的‘逃避’事先安排好借口，然後逃向某個最終的歸宿，在那兒，他可以沉浸在一種沒有曆史的反抗中，自得其樂。”尚鬆在書評的最後甚至斷言，這是一部失敗之作，但也是一部無可替代的著作。【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