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附敵知識分子的清洗及其對知識界的影響
1944年8月巴黎民族起義的重大勝利，加速了法國全境的解放。翌年5月，法國人民經過4年多的浴血奮戰，並在盟軍的有力支持下，終於打垮了德國法西斯，收複了祖國山河。如果說對法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法德之間的戰爭，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一場法國人與法國人之間，即維希分子與抵抗分子之間的戰爭。隨著法國在二戰中的潰敗和半壁江山由納粹德國直接控製，在前所未有的惡劣處境中，法國的民族統一因內部分裂與自相殘殺而受到損害。更有甚者，無論是當大戰勝負已定、行將結束的時候，還是大戰完全結束的時候，這場法國人與法國人之間的戰爭都沒有停止，它在戰爭行將結束及戰後初期對以貝當為首的維希分子進行的大清洗中延續了下來。
對此，法國著名史學家皮埃爾·米蓋爾【1】曾作出過如下真實而生動的描述：“諸多地區籠罩著恐怖氣氛。處處發生檢舉揭發事件，清洗進行得倉促而無節製。胡亂捕殺的案例難以估量，內政部宣稱處決了約1萬人，其他方麵估計為2萬到10萬人。共和國專員宛如大革命時期的地方官，巴黎政府對他們沒有什麼權威，也不了解真實情況。此外，不能把清算一概歸結為政治原因，清算中往往夾帶著個人恩怨或家庭和家鄉的積怨宿恨，無論共產黨員負責人或戴高樂派都難以製止這種做法。”【2】
在這一過程中，法國知識界對清洗附敵分子，特別是附敵知識分子的態度頗為引人注目。【3】
1944年8月21日，在巴黎解放的前夜，由帕斯卡爾·皮雅（PascaLPia）和加繆共同領導的抵抗運動的報紙《戰鬥報》（le Combat）終於走出地下狀態，成為一份公開發行的日報。作為當時地下刊物中最重要的報紙之一，《戰鬥報》的發行量早在1943年11月就已達到30萬份。【4】在8月21日公開出版的第一期報紙中，《戰鬥報》以“從抵抗到革命”作為自己的頭版的大標題。而在子彈仍然在首都巴黎空中呼嘯的8月24日發表的社論裏，加繆即提筆寫道：“這個剛剛降生的令人生畏的嬰兒，就是革命……今晚還在戰鬥的巴黎，明天就要發號施令。不是為了權力，而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祖國的稱霸，而是為了她的偉大。”【5】而在巴黎民族起義取得勝利、全國解放指日可待之際，《戰鬥報》的報人們更是用自己的報紙及時地反映了法國人民在迎接解放時的心態和歡騰景象。與此同時，他們也深知自己肩負的社會政治責任，牢記著被占領時期的恥辱曆史和腐朽的社會造成的後果，決心為改變國家的麵貌、使悲劇不再重演而努力。為此，《戰鬥報》在戰後初期大張旗鼓地主張要對以貝當為首的維希分子進行清洗，對他們決不能寬容。
當時，身為《戰鬥報》總編輯的加繆就如何對待“合作分子”與戰爭罪犯等問題撰寫了一係列言辭激烈的文章，提出要以血還血，正義要由血的代價來實現。加繆認為，為清除戰犯使用暴力是必要的。與之相反，法蘭西學院院士、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弗朗索瓦·莫裏亞克（Fran？ois Mauriac）【6】則出於擔心會出現“錯誤”和“誤會”，自1944年8月25日起就在複刊後的《費加羅報》上竭力維護克製精神，強烈反對激烈的清洗和匆忙判決。不僅如此，他還充分利用其個人的影響力，包括利用其子克洛德·莫裏亞克（Claude Mauriac）【7】為戴高樂將軍擔任私人秘書的便利，為一些頗有文學才華的附敵文人向有關方麵求情。為此，加繆與他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加繆以一句“誰敢在這裏寬恕？”拉開了論戰的帷幕：“既然人終於明白了隻有以劍抗劍，那麼，如果他拿起了武器並取得了勝利，誰也別指望他會忘掉這一切？明天，開口說話的將不是仇恨，而是正義，建立在記憶上的正義。”【8】加繆的觀點是，並不是要清洗很多，而是要進行正確的清洗，尤其對維希政權的頭目貝當更應嚴懲不貸。因此，他要求對貝當處以極刑，以伸張正義。因為無數人頭落地都是貝當簽署的法令造成的，貝當是罪魁禍首。而莫裏亞克卻在《費加羅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要以寬容為主、清洗為輔，認為法國人希望民族和解，寬恕合作分子，並且還在《答〈戰鬥報〉》一文中嘲笑加繆用基督教神學的語言鼓勵對合作分子的懲罰。【9】加繆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認為，一位天主教徒可以認為人間的正義終究可以由神的正義來代替，因此，寬恕是更可取的。但是，莫裏亞克關注的那些處於衝突中的人們，他們並不了解神的判決，但卻保持著對人的興趣和對人的尊嚴的期盼。他們要求永遠保持沉默，要麼轉向人的正義。其實這樣做也是很痛苦的。但是，麵對4年的集體性痛苦，以及25年的貧乏，不允許他們猶豫不決。他們選擇承擔人類的正義，盡管它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人們隻想通過一種在絕望中保持下來的真誠來修正正義。
在莫裏亞克看來，這是對寬恕這一高貴價值的否認，他在1945年1月7-8日的《費加羅報》上發表了《對仁慈的蔑視》的文章，並在文中用譏諷的語氣稱加繆為“我們年輕的大師”。【10】麵對莫裏亞克的譏諷，加繆也毫不客氣地予以了回擊。他在1月11日的《戰鬥報》上寫道：“每當我在清洗問題上談起正義，莫裏亞克先生總要提起仁慈。但這種仁慈的美德是模糊不清的，它會誤導人們，認為我是出於為複仇辯護而提倡正義。照莫裏亞克先生的意思，在日常事物中，我們必須在熱愛基督和仇恨人類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那麼，我們的回答是：不！”加繆還在此文中寫道：“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可能會對懂得愛叛徒的莫裏亞克先生十分欣賞，但作為公民，我為他感到遺憾。”【11】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此時馬爾羅尚在前線，薩特亦還沒有自己辦的報刊，因此，在剛獲得解放不久的巴黎的媒體中，影響力最大的兩位人物分別就是《戰鬥報》的加繆和《費加羅報》的弗朗索瓦·莫裏亞克。也正因為這一原因，發生在兩人之間的這場論戰在當時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並在相當可觀的程度上影響著公眾對是否應當寬恕貝當之流的問題的態度。
由於法國不少右翼知識分子，尤其是公開投靠納粹德國的法西斯知識分子在二戰期間或為維希政權搖旗呐喊，或公然地充當德國占領軍的幫凶，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法國的知識界留下了一個後遺症，即如何處理知識界中的敗類——附敵知識分子。
在最初的時候，法國知識界對附敵知識分子采取了嚴厲的態度。1944年9月9日，《法國文學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由60多位知識分子簽名的《法國作家的宣言》，要求“正確處罰騙子和叛徒”。該宣言宣稱：“全國作家委員會是唯一有代表性並具有影響力的法國作家的機構，一代代不同流派、不同政見的法國作家都聚集在這裏，決心拋棄他們之間的分歧，決心在威脅著他們的祖國和文明的死亡災難麵前聯合起來。隻有全國作家委員會，我們才能夠在被占領的黑暗中解放我們的思想，宣告這種精神的自由——沒有全國作家委員會，人們不懂得尊重任何真理，無法開展任何重建。巴黎解放了！在全法蘭西的激情的支持下，反法西斯同盟勢如破竹，直到取得勝利，我們的法國內地軍始終戰鬥在第一線。讓我們和以前那些悲痛與壓迫的歲月中一樣，在勝利和自由中仍然保持團結。為了複興祖國和正確懲處騙子和叛徒而保持團結。”【12】在此宣言的簽名者中，我們可看到阿拉貢、艾呂雅、邦達、加繆、馬爾羅、薩特、瓦萊裏等人的名字。一個星期之後，該報在第5版刊登了一份作者名單，同時宣稱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成員們不想與列入該名單者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職業往來。其中寫道：“我們已經在上一期中說過，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成員們公開承諾，無論哪一家報紙、雜誌，或是文集、叢書，如果發表了由某一位態度或文字在淪陷期間曾給壓迫者以道義或物質支持的作家署名的作品，我們將拒絕與這些報刊或出版社合作。”【13】此前，在全國作家委員會於9月4日召開的一次“全體會議”上，曾擬訂了一份提案，提請政府注意：“不懲處德國占領法國期間某些作家的同謀罪，將導致災難性後果。”【14】
應該說，這一在抵抗運動中誕生的委員會並不擁有官方的權力。然而，在勝負已決的戰爭末期以及戰後初期特殊的曆史氛圍中，任何出版商或報社的編輯委員會都無法回避它的監管。在1944年9月初擬定的首批名單中共有12人，其中包括布拉齊拉克、塞利納、阿爾方斯·德·夏托布立昂、雅克·沙東納、德裏厄·拉羅歇爾、讓·季奧諾、夏爾·莫拉斯和亨利·德·蒙泰朗等法國文壇中的重要人物。9月中旬擬定的第二份名單把人數擴大到了44人。10月，全國作家委員會最終確定並公布了這份名單。它包括了165名“合作者”（collaborateurs）或“合作主義者”（collaborationnistes）作家。毋庸諱言，“合作者”與“合作主義者”之間實際上很難予以區別。筆者以為，如果硬要加以區別的話，那麼，前者一般參與了同納粹德國的合作，而後者則隻是讚同與納粹德國合作。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全國作家委員會內部在圍繞著確定清除對象與如何清洗時也充滿了激烈的爭論與鬥爭。鑒於《法國文學報》這一當時法國的“第一周刊”是一份主要由法國共產黨控製的刊物，一些政治立場較為溫和的成員指責法共方麵染指此事，並認為有些做法有悖於法律與正義。在此類人士當中，最突出的代表當推讓·波朗（JeaNPaulhan）【15】。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附敵知識分子的態度逐漸地緩和了下來。羅貝爾·布拉齊拉克、拉羅歇爾與呂西安·勒巴泰三位附敵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不同遭遇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布拉齊拉克早年曾是莫拉斯的追隨者，在“法蘭西行動”的戰旗下磨煉了自己，並因此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布拉齊拉克日益覺得莫拉斯過於暮氣沉沉，遂逐漸被法西斯主義所吸引。始自30年代，這位當年巴黎高師的畢業生就在影響力頗大的右翼報紙《我無所不在》報上吹捧墨索裏尼和佛朗哥的業績，尤其是對希特勒讚賞不已。二戰期間，及至1943年8月，他一直在《我無所不在》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充滿謾罵的文章，對內，大肆攻擊共和國，攻擊猶太人，攻擊法共和戴高樂主義者；對外，則大肆攻擊盎格魯-撒克遜人，攻擊維護猶太人利益的反法西斯聯盟。1944年9月15日，布拉齊拉克被捕。翌年1月19日，布拉齊拉克在巴黎的法院受審。審訊期間，公訴人認為，這個“知識分子的背叛”鐵證如山，布拉齊拉克用他的那些對我們國家的命運來說致命的宣傳，為德國效勞。而布拉齊拉克的辯護律師則竭盡全力反駁這種指控，指出布拉齊拉克是一場政治觀點訴訟的犧牲品。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律師在進行辯護時，還引證了馬塞爾·埃梅、保羅·瓦萊裏、保羅·克洛岱爾和弗朗索瓦·莫裏亞克等著名作家的信，以證明被告的文學才華。盡管如此，法庭仍宣布，布拉齊拉克被認為犯有通敵罪，沒有可減輕罪行的情節，依法判處槍決。盡管在判決之後以莫裏亞克為首的63名作家與藝術家籲請臨時政府首腦戴高樂看在其父布拉齊拉克中尉在一戰中為國捐軀的份上，免除布拉齊拉克的死刑，【16】但是，這位極富文學才華但劣跡累累的作家還是在1945年2月6日被處決。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加繆在經過較長時間的猶豫之後，亦在該請願書上簽了名。對此，他的解釋是，他這樣做絕不是為了布拉齊拉克，因為他從心底裏蔑視這個人，而是因為他在原則上仇視所有的死刑。
德裏厄·拉羅歇爾原先在法國知識界以“崇英（國）狂”著稱，但在30年代中期在納粹德國在巴黎的代理人、溫文爾雅的“親法派”奧托·阿貝茨（Otto Abetz）的安排下兩度赴德出席納粹代表大會後，搖身一變為納粹德國的崇拜者。從德國回到巴黎後，德裏厄·拉羅歇爾迅速地成為法國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的頭麵人物，並在宣揚、傳播法西斯主義理論方麵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在維希政權統治時期，德裏厄·拉羅歇爾與戰爭前夕被達拉第政府驅逐出境、此時已以德國駐法大使的身份回到巴黎的奧托·阿貝茨打得火熱，鼓吹法德合作與法德友誼。在納粹德國敗局已定之後，德裏厄·拉羅歇爾深知自己劣跡斑斑，難逃法網，遂在巴黎解放時藏匿於其前妻的住處——巴黎的一座公寓裏。他在第一次自殺未遂之後，曾試圖混入安德烈·馬爾羅率領的阿爾薩斯-洛林旅。據貝爾納-亨利·雷威在《自由的冒險曆程》中所載，當拉羅歇爾向其當年的友人馬爾羅提出，想加入馬爾羅指揮的阿爾薩斯-洛林旅時，後者竟予以同意：“是的，我接受您。但是，我要求您換一個名字。我的人將不會明白。在此條件下，我歡迎您。”【17】其後，馬爾羅還曾想幫助拉羅歇爾逃往國外。不過，拉羅歇爾先是拒絕了馬爾羅提的條件，繼而又拒絕了馬爾羅的幫助，並最終選擇了自絕的道路。1945年3月，拉羅歇爾再次自殺並獲得成功。【18】
作為布拉齊拉克在《我無所不在》報的同仁，呂西安·勒巴泰（LucieNRebatet）【19】在1944年8月撤退到了德國，翌年被逮捕並於1946年11月被判死刑。然而，盡管勒巴泰在為納粹德國效勞方麵跟前兩人同樣賣力，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的結局顯然比前兩人要幸運得多。簡而言之，他不僅在數月後被免除死刑，而且還在1952年獲得了自由。
法國知識界在戰後初期對附敵知識分子進行的這場頗具規模的清洗運動，在戰後法國知識分子史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意義。因為，正是由於大批曾為維希政權乃至納粹德國效勞的知識分子因其在大戰期間的劣跡受到清洗與鎮壓，使得法國右翼知識分子元氣大傷，而這又導致法國知識界左右兩翼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為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迎來其“輝煌的30年”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 薩特時代的開始
二戰的炮火停止之後，法國的知識分子進入了一個可以以讓-保羅·薩特的名字命名的興奮和迷惘共生、苦悶和期望交集的時代。而從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的維度來看，“薩特時代”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視為戰後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輝煌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同義詞。
薩特作為新的“思想導師”脫穎而出可謂是時勢使然。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遠遠大於人類曆史上的首次空前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戰。長達5年多的戰爭給法國帶來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危機。法國由於戰爭期間長期處於德寇的鐵蹄之下，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自由統統被法西斯分子踐踏在地。二戰結束後不久，東西方之間的冷戰、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又相繼爆發。美蘇之間的緊張狀態與接二連三的炮火在人們心中投下了新的陰影。戰後資本主義生產的畸形發展，使工業化時代出現的異化現象更趨嚴重。人與自然之間失去了平衡，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和諧。當時法國中小資產階級的精神世界為消沉頹廢、悲觀失望等氣氛所籠罩。在知識分子中由於苦悶、孤獨、被遺棄、找不到出路而形成一種玩世不恭、放蕩不羈的風尚，社會的傳統道德標準與價值體係已土崩瓦解。在這種特定的曆史環境中，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