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兩大營壘的知識分子在進行社會動員與互打筆仗時各自使用的五花八門、蠱惑力極強的言論往往使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但我們若冷靜地分析，就會不難發現，此期法國知識分子的內戰很大程度上可歸結為真理至上還是民族利益至上之爭。換言之，這場“內戰”也是“普遍主義”（leuniversalisme）或“世界主義”（le cosmopolitisme）與“民族主義”（le nationalisme）之間的決戰。
具體而言，在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眼中，“正義”、“平等”等觀念或信仰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們應當受到全人類的尊重，不論用何種理由去損害乃至踐踏它們都屬邪惡之舉。因此，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在鬥爭中往往以代表全人類的身份或普遍真理的捍衛者的身份出場。而在反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看來，“民族利益”至高無上，為了更好地維護“民族利益”，付出再大的代價也是值得的。因而，反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往往把自己等同於民族利益的捍衛者。這方麵的例子很多，在此，我們舉例如下。
其一，左拉在《我控訴！》的結尾處曾這樣寫道：“我隻有一種激情，以全人類的名義看到光明；人類遭受了無窮的苦難，應該有權獲得幸福。我的激動的抗議是我靈魂的呼聲。”【41】又如，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在鬥爭中始終堅持：真理就是真理，正義就是正義。當反德雷福斯派人士鼓吹重審及修改判決會損害國家和軍隊的榮譽時，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不容置疑地宣稱：國家和軍隊的榮譽必須以真理為基礎，而謊言恰恰會玷汙這種榮譽。佩居伊在回憶此期鬥爭時寫的一段話真實而貼切地反映了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在充當“社會的良心”時的心境與追求：“對於真理和正義的熱情，對於虛假事物的厭煩，對於謊言和不公正的憎惡，占據了我們的全部時間，並且耗盡了我們的全部精力。”【42】
其二，反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在堅持德雷福斯有罪的同時竟然一再強調：即使德雷福斯無罪，也還是讓他去遭受囚犯的折磨為好，因為這總比讓國家賴以防衛的軍隊的威信和榮譽受到懷疑好得多。單個人的生命和榮譽比起民族的生命和榮譽來，又算得了什麼呢？【43】在參與製造冤案的亨利上校因事情敗露自殺之後，莫拉斯在君主主義者的報紙《法蘭西報》（La Gazette de France）上竭力為亨利上校的欺騙行徑辯護。他在文中寫道，亨利製造偽證是“愛國主義”行為，這些偽證是“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榮譽”而搞出來的。莫拉斯的弦外之音顯然是，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榮譽”冤枉一個猶太籍軍官又算得了什麼呢？更有甚者，莫拉斯還荒唐地提出“替代假設”：亨利的假文件是為了替代某份不宜公開的真文件，因為這份真文件如發表，就有跟德國發生戰爭的危險。【44】無獨有偶，巴雷斯則宣稱，亨利即便有罪，那他犯的也隻是“愛國罪”。【45】更有甚者，反德雷福斯派作家保羅·萊奧托（PauLLéautaud）在他捐款給為亨利上校的遺孀籌募的基金時公然寫下了這樣的附言：“為了秩序，反對正義和真理！”【46】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此期法國知識分子的“內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歸結為“理智主義”（leintellectualisme，一譯“唯智主義”）與“反理智主義”（lantiintellectualisme）之間的鬥爭。這具體表現在當信奉前者的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憑借自己的學識積極介入社會生活時，反德雷福斯派的知識分子們【47】卻對“知識分子”極盡諷刺、謾罵之能事。如克雷孟梭首次使用“知識分子”一詞後僅一周，巴雷斯於1898年2月1日在影響及銷售量遠遠大於《震旦報》的《日報》上發表專欄文章《知識分子的抗議！》。【48】至於把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稱為“思想的貴族”（aristocrates de lApensée）、“已喪失種族本能與民族情感的、受到毒化的才智之士”的言辭，更是充斥反德雷福斯派的報刊。【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