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雷福斯事件與法國知識分子的首次分化與“內戰”
如果說德雷福斯事件促成了法國知識分子的“誕生”，那麼，也正是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法國知識分子史上的首次分化與“內戰”。
在德雷福斯司法案件逐漸演變成為全國性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後，整個法國從上到下出現了兩軍對壘的局麵。這兩個公開對壘的派別就是修改判決派（即德雷福斯派）和反修改判決派（即反德雷福斯派）。前者主要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和一些新教徒、社會主義者及先進工人組成，後者則基本上由天主教徒、軍國主義者、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君主主義者等組成。一般而言，前者體現的是革命的原則、理性主義、唯科學主義以及對正義與平等的熱愛，後者支持與信奉的是宗教、軍隊、國家利益、對共和國的仇恨及等級觀念。
令人矚目的是，在兩大營壘的公開對抗中，兩派的知識分子始終活躍異常，處於鬥爭的最前列。他們不僅利用自己的學識充當了各自營壘的代言人，而且還不時憑借自己及其掌握的報刊在公眾中的影響力，扮演起組織者的角色。一時間，他們的言論與行動成了法國乃至世界公眾關注的焦點。也正是這一原因，不少法國史學家將德雷福斯事件稱為“知識分子的事件”。【27】由於德雷福斯事件中對立的雙方展開了不可調和、幾近你死我活的鬥爭，那麼處於鬥爭最前列的雙方知識分子之間的對抗自然而然也就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換言之，由於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法國知識分子在“誕生”之初就出現了嚴重的分化並展開了“內戰”。
在德雷福斯派營壘中，其知識分子代表首推左拉。這位著名作家在發表《我控訴！》後不久，被軍方以侮辱軍隊的罪名送上法庭。左拉受審時，許多軍官在法庭內吆喝搗亂。當旁聽者向左拉的辯護律師鼓掌時，他們竟然露出軍刀加以威脅。法庭外，圍聚著一群暴徒，揚言要痛毆左拉，把他扔到塞納河裏喂魚。一些右派報刊也參加圍攻和恫嚇，其中一家報紙甚至宣稱，應該槍斃左拉。以總參謀長波瓦戴費爾為首的軍方代表當庭以高級將領集體辭職脅迫陪審團追究左拉的“罪責”。盡管如此，麵對來自各方的壓力，左拉在法庭上毫無懼色，並鎮定自若地說道：“我發誓，德雷福斯是無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做保證。參眾兩院、內政和軍事當局、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被這些報紙毒化了的公眾輿論似乎都反對我。我問心無愧。我一定會勝利。”左拉甚至還在法庭上充滿自信地宣稱：“在這裏，人們可以攻擊我。但總有一天，法蘭西將會因我幫助她拯救了聲譽而感謝我。”【28】
在左拉被迫流亡國外之後，讓·饒勒斯（JeaNJaurès）【29】充當了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的領銜人物。饒勒斯認為，德雷福斯事件不隻是事關一個軍官是否有罪的鬥爭，而是全國進步勢力同軍隊和教權派的反動勢力之間的決戰，是那些相信《人權宣言》原則的民主人士同那些否認《人權宣言》原則的反民主人士之間的決戰，是那些擁護共和政體的人同反對共和政體的人之間的決戰。為此，饒勒斯充滿激情地為左拉一案寫了一份證詞。他在證詞中憤怒地指出：“無論是製定法律的地方，還是在執行法律的地方，都無法知道法律是否被人遵守，這在一個自詡為自由的國度裏，實在是荒謬的。”【30】身為議員的饒勒斯還在議會發表演說指出：“未來的民族罪人，不是那些現在及時指出錯誤的人，而是那些正在犯錯誤的人，他們過去是帝國保護下的宮廷將領，今天是共和國保護下的耶穌會將領。”【31】
在德雷福斯派營壘中堪與左拉、饒勒斯比肩的著名知識分子還有早已譽滿文壇的大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法朗士在德雷福斯案件演變成為德雷福斯事件後，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在左拉發表公開信之後，法朗士即在第二天在《震旦報》的抗議書上帶頭簽名。當法庭開庭審判左拉時，他又勇敢地出庭為左拉作證。此前，法朗士給人的印象是個溫和的人道主義者。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他卻一反常態，不顧一切地投入了激烈的鬥爭。如當左拉因發表《我控訴！》受到迫害、被褫奪榮譽團勳章時，法朗士亦毅然退回自己的勳章。為此，對他恨之入骨的反德雷福斯派文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安納托爾·普魯士先生”（M.Anatole Prusse，“法朗士”的法文為France，亦即與“法蘭西”一詞的法文相同），並對他百般攻擊。麵對種種壓力，法朗士仍毫不動搖，堅持鬥爭。法朗士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間發表的多卷本小說《現代史話》（L'Histoire contemporaine）中的《紅寶石戒指》（L'Anneau d'améthyste）、《貝日萊先生在巴黎》（Monsieur BergereTà Paris）均有關於德雷福斯事件的直接的議論，尤其是《貝日萊先生在巴黎》中的主人公，那位原先頭腦清醒但不問政治、後激於義憤參與德雷福斯事件鬥爭的大學教授貝日萊先生，更是堪稱作者本人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