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6日，徐自摩自英國劍橋大學回國途中，在一艘遊輪上用英語吟誦出了那首膾炙人口的《再別康橋》。“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這一句幾乎泛濫到街頭巷尾的現代詩，在當時的中國四川，也是適用的。
20個世紀20年代的川劇界，也有一個著名的“康樵”，即康聖人和冉樵子；前者是戲台上的演藝大師，後者是戲台下的編劇大師；二者在川劇界內都是可稱之為“戲聖”、“劇聖”級的人物，二者都是能文能武的巨擘。就在徐自摩吟誦出《再別康橋》的前一年，1927年，在由梁平縣樂都鄉前往縣城的途中，冉樵子被同族人殺害於轎內，卒年三十九歲。
冉樵子之死，悄無聲息，並沒有在當時的文化圈裏泛起什麼波瀾。亂世偏鄉，在那個生命像蚱蜢一樣普通一樣短暫的年月裏，他實在算不上一個什麼有分量、有影響的大人物。然而，在其短暫的三十九歲生涯裏，第一次將“川劇”這個地方劇種的命名確定了下來，還傾力為川劇留下了數十個極有分量、至今仍在傳唱搬演的劇本，稱之為川劇“劇聖”毫不為過。
冉樵子（1888—1927），本名正梅，別名開元。梁平縣樂都鄉人。畢業於省立高等師範學校，曾長期旅居成都。民國十三年（1924），他在家鄉任團總，後來在軍閥楊森駐萬縣的部隊裏任秘書。北伐時期，又出任國民革命軍川鄂邊防參議員。原本，冉先生是有可能躋身當時的“名流”、“高官”之列的。據他的好友黃華屏回憶說，他因為劇本寫得好，熊克武和楊森兩位四川大長官都很賞識他，可冉先生卻絕沒有因此借東風往上走一走的意思。
由於不願與官場政客同流合汙，冉先生不久便辭官還鄉。他慕漁、樵之遠離塵囂，故而化名為“樵子”。旅居成都時，他是著名川劇班社“三慶會”的常客，並為該會義務編寫劇本，樂此不疲。1921年，“三慶會”名旦劉芷美病逝，冉樵子曾以長詩緬懷，讚頌他的表演“處處肖神情，句句含語氣。全部《離燕哀》，詞華冠川劇”，這是“川劇”之名第一次出現在曆史文獻之中，也是“川劇”正式作為地方劇種之名第一次進入近代中國的視野之中。
1924年，冉先生贈給康聖人的詩寫道：“客中歲月誰與度，拈毫戲編刀筆誤，請君為我一登台，代寫心中不平處。”詩中提到的“刀筆誤”，就是他新近創作的川劇劇本《刀筆誤》。根據《聊齋誌異》故事改編的這個劇本，以書生張鴻漸為主角展開敘事主線。書生身邊的兩位女性，“美而賢”的妻子方氏和“美而慧”的狐妻舜華，雖然屢屢幫助他在沒有天理可講的社會生活中屢屢脫險，但正如題目《刀筆誤》所揭示的主題一樣，書生意氣和斯文理想最終都是讓人無法在社會中立足的。劇中男主角張鴻漸在曆經種種磨難之後，和劇場外的冉樵子一樣，除了自嘲式的調侃和無可奈何的歸隱之外，別無出路。
在“三慶會”裏消磨時光和揮灑才華的冉樵子，寫完《刀筆誤》之後，川劇戲班裏的藝人們爭相搬演這個劇本。《刀筆誤》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劇本”，適合文化水平並不高的藝人理解並演繹，而且沒有絲毫古板深奧的言詞，是一本相當通俗的四川人自己的劇本。按照冉先生自己的說法，原本並沒有打算將這麼通俗自娛的劇本拿出來出版，他認為，這純屬個人消譴的性質，並不把這樣的作品當做可供研讀的經典。
寫《刀筆誤》，源於民國六年（1917）旅居成都時，因軍閥混戰，冉先生躲在家裏，百無聊賴，開始了文字創作，以資消遣。他回憶說，一天隻好提一管筆糊亂的寫，於是才寫出這《刀筆誤》的曲本來。起初的意思原不過自鳴自娛而已，連戲園子裏都沒有打算送去排演。那裏還說是甚麼付印的話。等到十年後，他回到家鄉梁平時，遇上了非要給他出版的同鄉錢德安時，仍然不願意出版。直到民國十八年（1929）九月梁山文萃石印館印行了《梁樵曲本》時，冉先生已逝世兩年之際，我們才通過他當年親自為該書所寫的序言，從中才看到關於他對川劇和自己的劇本的一些觀點。冉先生一貫的白話文風格，還帶著四川方言的詞彙，讓人讀來倍感親切，仿佛重回了那個時代的舊茶館，聽著他娓娓道來的龍門陣。
他說：
這些曲本是我前幾年在成都作客的時候編的。就中以《刀筆誤》得最早，文亦較長，但是費的時轉無多。因為那陣正當民國六年，劉羅、劉戴兩次大戰爭之後，成都雖稱繁華，然自徑（經）這些兵喲、火喲一燒再洗，也就立呈荒涼之象了。我家中既屬寒素，客裏又無遭逢，遊眺既苦無資，枯坐複愁無聊。一天隻好提一管筆糊亂的寫，於是才寫出這《刀筆誤》的曲本來。起初的意思原不過自鳴自娛而已，連戲園子裏都沒有打算送去排演。那裏還說是甚麼付印的話。不料民國七年的秋天，我那三弟正品，竟客死成都，未死的幾月，我一天都在找醫藥費，才死的幾日，我一天都在找喪葬費。百忙裏還不覺得，及到把靈柩送往北門外露澤寺寄停之後，便陡覺神傷，毫無生趣。再也尋不出甚麼消遣法子來，才用這《刀筆誤》曲本替自己介紹，才與他們伶人往還。因此一天一天的與他們漸漸熟習了，他們便紛紛的找我與他們改編曲本，除《刀筆誤》以外的短出，都是分頭應付他們，零碎斷續編的。也有曾經試演過的，也有還不曾排演的，於是就有些嗜痂的朋友，偶爾在戲園子裏聽得一兩出，便慫恿我拿去付印。但是我自己想一想，覺得無論甚麼學問都未得窺門徑，到（倒）不單是文學。文學的各部都不嚐去研究，到（倒）不單是詞曲。況我又不懂曲牌，完全是信手寫成。未印以前夾在那些惡劣不堪的俗劇中，偶然演一兩曲，未嚐不可以敷衍。一經排印出來，人家拿去擺在案頭上，一讀不但是味同嚼蠟，而且瑕疵百出，轉成笑話。想到這裏，實在害怕得緊。況我年來在成都又已經養成了那種“討口三年、不想做官”，天字第一號的懶蟲，要是把所編的曲本拿去付印，免不得要自己去校刊，心頭總覺愁得很，所以抵死不肯承認。前年秋天，回到梁山，梁山的人又時加催促我，因曲本的底稿已經散失過半，非用自己的腦力追憶補寫不可。越覺畏難，越是不肯承認。偏偏遇著一位錢德安先生，他也不管我承認不承認，就到處與我收集攏來，著手印起書，都快出版了，才來找我自己做序。我覺得他這種盛意，未便始終過拂，才勉勉強強湊了幾句白話敘敘經過。現在說到改良社會，不是人人都在說必先改良戲曲麼？但是話到（倒）是這樣說，而善本究不多見。推其原因，大致有些人把這編曲本的事太看難了，以為一定要像古人編的傳奇那些樣兒，才可以拿來公世。設是我也照樣的始終藏拙，那嗎（麼）海內縱有較善的本子，一時也不容易發現，戲曲改良不是更難望了？必要他們見倒（到）我這樣惡劣的曲本都在印行，他們那些好曲本才得次第發現。隻要戲曲能夠藉此改良，我就挨一頓飽罵，也不敢辭。但是我又想道因為現在的印刷便利了，甚麼東西都在出版，挨這種罵的又豈止我梁樵一人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