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心如海複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
氣寒西北何人創？聲滿東南幾處簫？
鬥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整首詩把落第失意，眾醉獨醒，人才被壓抑的深廣悲憤，表現得淋漓盡致。
人才遭壓抑的原因很多，大體來說，和當時的教育製度、科舉製度、官吏製度有關。這三種製度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人才製度：教育製度用於培養人才，科舉製度用於選拔人才，官吏製度用於使用人才。而其中心環節是科舉製度，因為正是選拔什麼樣的人，決定了培養什麼樣的人，使用什麼樣的人。龔自珍要求解放人才，首先要從廢除科舉入手。
所謂“科舉”，就是國家設立科目，以考試舉士。這種製度還是有一點積極意義的，因為破除了以門閥高下作為用人標準的腐朽做法，打破了由豪門士族把持國家政權的政治格局，為廣大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提供了參與治國和施展才能的機會。但是這種製度也有弊端，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其弊端就更突出。因為明清兩代采用八股取士的辦法。所謂八股文，就是按照規定的格式寫一篇解釋經義的文章，題目都是從“四書”“五經”裏摘出，考生按題作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部分組成，每個段落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字數都有一定的限製，甚至卷麵書法也必須用“館閣體”恭筆正楷。這樣一來選拔人才的標準並不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而是對儒家經書的理解程度，不重才幹，隻重文采，甚至僅重書法。這樣科舉製度所造成的價值觀念，不是憂國憂民，而是教人獲取功名利祿，充當君主的工具和奴仆。
這樣，龔自珍就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呼籲變革科舉製度上，利用一切機會建議變革八股文取士的科舉製度。道光二年（1822年），他在寫給某官員的信《與人箋》裏提出八點建議，其中有一點就是改革科舉製度，論述八股取士的弊端，希望“乞改功令，以牧真才”。道光九年（1829年），他參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試，在答卷《對策》中也要求，改革科舉製度，認為科舉製度不過是追求利祿的工具，使讀書人“疲精神日為於無用之學”，一旦考取做了官，又由於字非所用，都不能稱職，故應改革。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在《述思古子議》裏建議用漢朝的“諷書射策”製度代替八股文取士製度，即要求考生回答有關本朝的政事問題，陳述考生自己對現實政治的見解，不再要求考生背誦解釋儒家經書。這個主張，顯然是為培養革新人才，衝破“萬馬齊喑”局麵的政治理想服務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以後，龔自珍任禮部祠祭司職務時，撰寫的《祀典雜議五首》，嘲諷了京師及州縣所立的專司科舉考試功名得失的文昌君綱。這篇文章不僅是在民間傳閱的私人著作，而且是給上司看的公開之作，他竟然敢這樣講，不怕惹禍。
龔自珍自己多次參加科舉考試落第，與他思想解放、直言無忌有關，也和他恭筆正楷寫得不符合科舉考試用字“館閣體”的要求有關，對此他又是氣憤，又是自怨自艾。在《跋某帖後》中，他說：“餘不好學書，不得誌於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憶幼時晴窗弄墨一種光景，何不乞之塾師，早早學此？一生無困扼下僚之歎矣！可勝負負！壬辰八月望，賈人持此帖來，以製錢一千七百買之，大醉後題。翌日見之大哭。”
有一次，龔自珍去見他任禮部尚書的叔父龔守衛，恰逢一位新考上翰林的門生求見，龔自珍避入旁邊的小房。叔父與該人談到派到外省做官之前的翰林有一考試，隻需做到字跡端秀，墨跡濃厚，點畫平正，一般都能考中。那門生正對此唯唯聽命時，龔自珍忽然在邊房裏鼓掌大聲說：“翰林學問原來如此。”為此，龔自珍的叔父勃然大怒，苛責龔自珍。從此以後，龔自珍與叔父斷絕了往還之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