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鬆齡是由於家境貧困，無以為生，才迫不得已到縉紳人家坐館的。在畢家30年，雖然賓主相得，關係融洽，他生活得也蠻舒服，也曾說過“擬將殘息傍門人”之類的話。然而梁園雖好，畢竟不是久留之地。年年客居他鄉，不能與妻兒朝夕相處，這自不必說。自己棄家外出，去教別人家的子弟讀書，卻顧不上教自己的子孫。先是“長男幸可教諸弟”，以後是“文事惟憑子教孫”。當他看到有的孩子不肯勤奮讀書時，教訓、責備中也不免含有一定的內疚。
在《子笏》一詩中，他教導19歲的三兒子蒲笏要勤讀，對於四兒子蒲筠“十五尚冥頑，高臥隻解擁三竿”頗為不滿，最後卻說：“我為糊口芸人田，任爾嬌惰實堪憐。幾時能儲十石粟，與爾共讀蓬窗前。”言語之間流露出很深的無可奈何的情緒。再說，長期寄人籬下，也實在違背蒲鬆齡的本願。他一直到老都沒有打破科舉的迷關，仍然幻想著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然而年逾花甲，依然一無所成，並且還不能在家安享晚年，年年幾次衝風冒雪往返於70多裏的山道上，每年絕大多數日子住在別人家裏，如他自己形容的，“雪刺可憐生雙鬢，猶隨馬跡轉秋蓬”，“久以鶴梅當妻子，直將家舍作郵亭”，自然是很可悲的。這時，他的兒子們都已長大成家，看著老父親60多歲了，“猶往返百餘裏，時則衝風冒雨於奐山道中”，心裏也實在不安，為不能孝養老父而慚愧。年年挽留蒲鬆齡的畢盛钜，大約也覺得再留下去太不近人情，於是，蒲鬆齡到了年及古稀，終於撤帳歸家，結束了近40年的舌耕生涯。
蒲鬆齡在畢家30年，家庭的經濟狀況逐步好轉。前十幾年，他還經常為家徒四壁而憂愁；後十幾年裏，除了遭遇災荒饑餓，他很少再發黔婁之歎了。兒子們漸次成家，各謀一館，可以自糊其口。家裏靠賢妻劉氏的勤儉操持，逐漸有了一點積蓄，最後竟也置下了“養老之田五十餘畝”。因此，蒲鬆齡撤帳歸家後，心情比較安適舒暢。生活不再那麼貧困了，有田可以躬耕，有書可以嘯吟，有酒可以陶然一醉。在他歸家第一年作的《課農》以及後來的《老樂》等詩中，都描述了一種衣食無虞的小康生活和知足常樂、“白頭喜作太平民”的情緒。有老妻挑菜，小仆網魚，兒子替自己賀吊往還。自己閑居無事，掃徑看竹，聽孫讀書，像歸園田居的陶淵明那樣悠閑自在，像安樂窩裏的邵雍那樣快活。盡管這主要是蒲鬆齡安然滿足心情的表現，但靠了大半生的舌耕筆耘，他畢竟不再像早先那樣為衣食不周而愁苦不堪，可以基本擺脫貧窮，過上自給自足的農家小康生活了。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春正月，蒲鬆齡同摯友張篤慶、李堯臣一起被推舉為鄉飲酒禮的賓介。鄉飲酒禮是我國曆代相傳下來的一種隆重的敬老禮儀，被奉為賓、介、耆者，必須是大家公認的品德並茂的人。這對於年老的秀才來說，畢竟算是一種榮譽。然而蒲鬆齡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他撫今思昔，感慨萬千：
憶昔狂歌共晨夕，相期矯首躍雲津。
誰知一事無成就，共作白頭會上人！
想當年，他們青春結社，雄心勃勃，視功名富貴如囊中之物。然而，50年過去了，誰也沒能在科舉道路上更進一步，出人頭地。如今，那青春結社的豪情，那俱騁龍光、並驅雲路的壯誌都已成為昨日的依稀，“落花流水春去也”，隻落得三個白頭老翁在一起享受這點兒小小的榮耀，他們是何等的惆悵、失落啊！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初冬，蒲鬆齡不顧72歲的高齡，衝風冒寒，到青州府去考貢，總算得了個歲貢的功名。做了貢生以後理論上可以當官了，蒲鬆齡得到一個虛銜“儒學訓導”。儒學訓導是什麼意思呢？當時的學校分好幾級，國家一級是國子監，省裏麵是府學，縣裏麵是縣學。這個儒學訓導就是縣學的副長官。這雖然可以得到縣令為之立旗匾的榮耀，每年也有幾兩貢銀，但對於蒲鬆齡來說，除了幾許精神上的慰藉外，實在已沒有多大的價值了。
蒲鬆齡黯然神傷，做了一首詩：
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
腐儒也得賓朋賀，歸對妻孥夢也羞！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九月二十六日，剛剛在兒孫環繞、安適寧靜的家中過了幾年的蒲鬆齡遭受了暮年最沉重的打擊——他的夫人劉氏永遠離他而去了。自嫁到蒲家來以後，這位勤勞、樸實的農村婦女安貧守拙，任勞任怨，辛苦操持了一生。結婚幾十年來，蒲鬆齡常年在外，家庭的重擔全由她一人承擔著。蒲鬆齡撤帳歸家後，得以嘯傲詩書、徜徉山水，也多虧了這位能幹的老伴管家。然而，誰能想到，比蒲鬆齡小三歲的劉氏竟然先他而去了！“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圖此夕頓離分。”劉氏去世後，蒲鬆齡寫過《悼內》等多首悼亡詩，深情回憶劉氏的音容笑貌，德言懿行，抒發他對老妻的無限思念之情。
劉氏去世後，蒲鬆齡便悲多歡少。然而禍不單行，他的幾個可愛的小孫子又患了天花，不長時間相繼夭亡。這對於蒲鬆齡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更使他覺得了無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