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刑法上，主張仁義治國，反對嚴刑峻法。
貞觀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議，新政權剛剛建立，許多地方叛亂頻仍，應該用嚴刑峻法來治理天下。但魏征認為不妥，他認為治理好國家不能單單依靠嚴峻的法律，應該更多的是依靠仁義的力量。因為嚴峻的刑法隻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正如大禹治水一樣，不能靠堵，應該是疏導，即要用仁義的方法來教化人民，以此來贏得人心。當然，魏征反對嚴刑峻法，並不是拋棄法律，而是主張要正確合理地運用法律。那麼如何才算是正確地使用法律呢？魏征認為，國家的法律是公法，天下的人都要遵守，就是皇帝和皇室的宗親犯法也不能例外，正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他曾多次向唐太宗進諫，國家一旦製定出了法律，就要依法辦事，決不能因為自己是皇帝，就能夠隨意改動法律，用個人的意願來代替法律，如果這樣的話，法律就失去了公正性，那還有誰會去遵守它呢？
但是唐太宗雖然可以算得上是個明君，但終究不是一個完人。他經常容易感情激動，而根據喜怒哀樂來處罰某個人或是賞賜某個人。他也知道自己這種一時的感情衝動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所以他也是常常囑咐臣子們要經常不斷給他提出來。例如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盧祖尚改任交州都督，盧祖尚開始同意了，但後來因為某些原因反悔了，就借口自己身體不適向太宗提出不願意去赴任，太宗多次動員他，盧祖尚仍然不肯。太宗一氣之下就把他殺了。太宗過後也很後悔，認為處罰得太重了，沒有按法律辦事，不符合建國初製定的仁義治國的政策。於是在一次朝會上，當他和大臣們在議論北齊皇帝高洋的時候，魏征借議論高洋的機會向唐太宗進諫：
“北齊的皇帝高洋雖然很殘暴，但是當他和別人討論問題時，即使是部下，也還是能聽從他們的意見，這就是高洋的長處。”於是也給了唐太宗一個悔過的機會，太宗乘機說：“盧祖尚堅決不服從朕的調遣，雖然是他的不對，但也罪不致死，我一時生氣而殺了他，看來連高洋都不如了。以後任何人要被處以死刑的話，都要多審理幾次，朕再審核才可定奪。”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死刑複奏製度，指已判決死刑的案件，在執行前再奏請皇帝核準的製度。這種製度開始於隋朝，但是在隋煬帝時未能實施，在初唐，得到唐太宗的改革，由此看來，死刑複奏製度在中國古代確實起到了少殺、慎殺的作用。
這也和魏征的直言勸諫分不開，這些都表明了魏征反對嚴刑峻法的一貫主張。
5、對外關係上，妥善處理，不輕易用兵。
魏征經曆了隋朝末年的動亂，深切認識到隋朝滅亡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隋煬帝多次發動對外戰爭。隋煬帝曾三次對高麗用兵，動用和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給天下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動，最後被人民所推翻。這個教訓對於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在貞觀初年，一個新的王朝剛剛建立，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這個時候如果在對外關係上處理不當，就可能使已經十分衰敗的國內經濟，遭受到更大的破壞。所以，在對外關係上，魏征等人一直堅持的原則是“中國既安，四夷自服”，說的是，要務求自己國家的內部安定團結，隻有本國強大了，周邊的國家才能臣服來朝。所以在這個原則指導下，魏征向太宗進諫，要妥善處理與周邊各國的關係，提倡相互間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交流，正確化解彼此之間的矛盾，不要輕易動用武力。在一些具體事件的處理上，魏征也一直是秉承這樣的原則。如在對外交往中，有一次當唐太宗派去西突厥立乙毗沙缽羅為可汗的使者還沒有回來，就又派出了進行馬匹交易的使者，魏征認為這樣做有點重利輕義，好像唐朝把馬匹交易看得比立可汗還要重要，這樣雖然在貿易上獲利了，但卻已經失去了道義。魏征主張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一定要講德、重義，不要一味追求利益。唐太宗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馬上招回了進行馬匹交易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