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魏征這一段坎坷的人生道路，四易其主的政治選擇，這其中充滿了多少辛酸和無奈。有人曾對魏征這一段的經曆嗤之以鼻，認為他在政治上不能從一而終，但仔細分析，魏征每一次的選擇後，不管當初是自願的還是被迫，都能忠心耿耿的輔佐他所跟隨的主公。這說明魏征不同於那些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小人，而是一個真性情的人。比如，魏征在跟隨李淵後，得知李密被殺，不避李密曾經反叛李淵，自己參加這樣的活動可能會受到牽連的嫌疑，親自參加了安葬李密的儀式，而且為李密撰寫了《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字裏行間表現出無限的赤誠之心。又如，玄武門之變，魏征跟隨李世民後，還請求李世民的恩準，厚葬了太子李建成。俗話說得好：
良禽擇木而棲，人選明主而從。曆史並不會因為這些小節而消減了一個人的功績，客觀的來看，魏征和李世民這一對君臣的組合，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真是黃金搭檔，開創出了中國曆史上最輝煌的一頁——貞觀之治。
小試牛刀得到信任
玄武門兵變後三個月，李淵宣告退位，做起了太上皇。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為唐太宗。
李世民上台後，就提拔魏征擔任了諫議大夫一職，這是一個專門向皇帝提意見的官。這個官可不好當，俗話說“伴君如伴虎”，遇到明君還好，若是遇到昏君，諫議大夫的頭往往是很難保住的。看來，李世民是非常看重魏征的，並且李世民是一個年輕的君主，正如他自己常說的，自己是一個馬上皇帝，過去常年在外征戰，會打天下，但對於治理天下卻沒有一點經驗，所以他也迫切需要一個內行人能夠在國家事務的各個方麵能夠對他提出監督和忠告。
因為魏征本來並不是唐太宗的親信，開始時唐太宗對他還存有戒心。但此後魏征做了一係列的事情，終於打消了唐太宗對他的疑慮。首先是魏征幫助李世民鞏固了剛成立政權之後頗為不穩的局勢。因為當時太子李建成雖然被殺，但他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隨者還很多，李世民對此采取了鎮壓的辦法，所以一時間弄得人人自危，為了保全性命，都在商量著找準時機謀反的事情。看到這種情況，魏征向唐太宗建議道：“在這種形勢下，您應該不計前嫌，因為這些人群龍無首，也難以形成什麼大的氣候，您不如對他們網開一麵，這樣就能把叛亂扼殺在萌芽中了。”唐太宗認為魏征的話很有道理，就下令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舊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過去的事。並且派魏征作為特使，到河北一帶去安撫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舊部。
魏征臨出發的時候，唐太宗授命他可以遇到問題隨機應變，自行處理，不用隨時向自己彙報，給了魏征很大的權力。魏征就帶上人，去河北一帶執行任務。當了到了磁州（今河北磁縣）的時候，遇到兩輛駛去長安的囚車，看到車中鎖著的兩個人是李建成的護衛將軍李誌安和李元吉的護軍李思行。原來這兩個人自從玄武門兵變後，乘亂從長安逃到了河北，被逮捕準備送到長安治罪的。魏征看到這種情景，計上心頭，就同他的副使李相客商量說：“在我們動身出發前，皇上已經下了詔令，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舊部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他們的過錯。如果現在又要把李誌安和李思行兩人押送到長安治他們的罪，那麼其他人誰還再相信皇帝的詔令呢，又怎麼能安心歸順呢？現在我們雖然是帶著皇帝赦免的詔令去招安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餘部，又有誰會相信呢？我們不如把他們倆放了，不再問罪，讓別人都看到我們的誠意，讓他們親身感受到朝廷的寬大政策，在這種情勢下，其他人也就會歸降了。古的時候，大夫出使，雖然君主不在身邊，但隻要這件事是對國家有利的，就可以自己做主。況且，我們在出發的時候，皇上給了我們見機行事的權力，我們應該把握機會，妥善處理突發的狀況啊！”李相客很同意魏征的說法，就立即下令釋放了李思行等人，並把這件事情彙報給唐太宗，太宗認為他們做得很對。就這樣，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魏征很圓滿地完成了安撫河北的任務，穩定了當時的局勢，為初唐政治、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因為這件事處理得很妥當，魏征更加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
俗話說得好“樹大招風”，由於魏征越來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朝中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非常嫉妒魏征所得到的恩寵，於是他們開始在唐太宗麵前散布魏征的壞話，說魏征縱容自己的親戚為非作歹，應該嚴懲他。唐太宗並沒有偏聽偏信，而是委派禦史大夫溫彥博去查處這件事情。因為這些純屬是誣告，所以根本就查不到任何的真憑實據。但是溫彥博仍然向太宗報告說：“雖然沒有查到任何的證據，但是魏征作為國家的大臣，就是因為平時不能處處檢點自己，避諱嫌疑，所以才受到了別人的誹謗。所以說，他雖然沒有包庇自己的親戚做壞事，但也應該受到責備。”唐太宗認為這種說法也有道理，於是就派溫彥博向魏征提出警告，告誡他要為人處事注意謹慎、檢點些，避免招致無謂的言論。魏征對此當然非常不滿，第二天他就跑去對唐太宗說：“我聽說過這樣一句話，君臣隻有彼此以誠相待，才能共同把國家治理好。所以說如果做臣子的置國家大事於不顧，平時隻是一味的考慮檢點自己行為，避諱嫌疑，討得君主的歡心，朝中上下如果都這樣，國家怎麼可能振興呢？”唐太宗聽了，恍然大悟，認為先前支持溫彥博的意見不是很妥當，連忙說：“你說得很對，我做錯了！”魏征看到唐太宗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了，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進諫的機會，他又接著說：“您希望我做一個良臣，還是希望我做一個忠臣呢？”唐太宗對這樣的提問覺得很納悶，不解地問道：“這二者有什麼區別嗎？”魏征回答說：“良臣輔佐君王，美名傳萬代，君主也會得到極高的聲譽，可謂子孫相傳，流芳百世，如周公輔佐成王就是明證；但忠臣輔佐君主，因為直言勸諫，得罪君主被殺身亡，君主也將得到一個昏庸的惡名，國破家滅後，自己隻是得到了一個空名。如比幹忠言直諫，被商紂王挖心慘死。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我希望您能讓我做良臣，而不是成為一個忠臣。”魏征的這番話，擲地有聲，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一心輔政的決心，也進一步消除唐太宗對自己的猜疑，唐太宗終於被魏征的話打動了，連連稱讚魏征的話很對，並因此賞賜給他絹五百匹。從此，這對彼此信任的君臣開創出初唐的一片大好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