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黼為獲得高官厚祿，不斷在尋求政治靠山，絞盡腦汁去巴結各種權奸，但他們還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後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後的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這一點，因而在向徽宗諂媚邀寵方麵，他更加使出了渾身解數。王黼憑著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漸獲得了徽宗的寵信，因而此後更是青雲直上。宣和元年（119年），拜特進、少宰，連超八階，官至副相，成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徽宗還“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可謂“寵傾一時”。
“善佞”給了王黼如此豐厚的報償，此後，他益發堅信此道，變著法兒地向皇帝獻媚，而不顧個人廉恥及國計民生。
為了“中上意牢其寵”，他極力迎合並設法滿足徽宗荒淫糜爛的生活，對人民極盡搜刮敲榨之能事。為此，他還建議成立了供奉皇帝享樂所需的專門機構——應奉司，自兼提領而以梁師成為副。北宋官僚機構效率低下的曆史上最為著名，而這應奉司倒是效率頗高，剛一成立便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時間，“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四方監司郡守，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貢獻”，“難致之瑰，違時之物，畢萃於燕私，極天下之費，率師於應奉”。而此時正值四海困窮、民不聊生之際，王黼隻顧“掊剝橫賦”，“竭天下財力以供費”，以“奉人君之嗜好”，求得“以羨為功”，而根本不管天下之安危。
為了博得皇帝的歡心，王黼個人在徽宗麵前更是媚態百出，不成體統，而全然不顧自己的大臣身份，“王黼雖為相，然事徽考極褻”。侍宴時，王黼為了給徽宗助興，常常“短衫窄絝、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試浪語”，“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有時在進行耍集市的遊戲時，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責罰“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樂，王黼則連連哀求徽宗；“求求堯舜賢君，您就饒了我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盡興，旁觀者則啼笑皆非。值得玩味的是，王黼諂媚成性，哪怕是在做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的遊戲時，他也沒忽略借此對徽宗歌功頌德，而稱其為“堯舜賢君”，這真是一大諷刺！
浪蕩皇帝宋徽宗還喜歡微服出遊以消愁解悶，有時甚至尋花問柳。王黼作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勸止，反而大加慫恿，同時還經常隨侍，君臣共作逍遙遊。一次微行時，路遇堵牆頭擋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著他的肩頭準備翻越過牆，可是還嫌王黼肩頭矮了一點，於是徽宗對王黼喊道：“聳上來，司馬光！”王黼則答道：“伸下來，神宗皇帝！”就這樣：“君亦戲也，臣也戲也”，“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為也”。王夫之在《宋論》中對此歎道：“如是而欲緩敗亡之禍，庸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