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政治極端腐朽黑暗，長期以來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麵至此更為嚴重，人民起義此起彼伏，遼、金窺邊，虎視眈眈，真可謂到了內外交困、山窮水盡之時。這種狀況，主要是由宋徽宗的荒淫昏庸和奸臣當道誤國造成的。君昏臣奸，二者相得益彰，終致使朝政一敗不可收拾。
奸佞之臣，此乃封建專製製度的必然產物，本不足怪，但對於北宋末年奸臣之如此集中，人們仍然感到驚奇，蔡京、朱麵力、王黼、李彥、童貫、梁師成，號稱“六賊”，一時並起；此外，還有楊戩、高俅等相繼為虐，北宋朝廷簡直像一個奸臣展覽館。其中王黼雖然未名列榜首，但卻占著一個重要位置。
王黼（1079～1126年），字將明，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王黼原名甫，因與東漢的一個宦官同名，宋徽宗改賜今名。造物主對王黼頗為慷慨，使他生就了一副“美風姿”，“麵如傅粉”、“目睛如金”；還給了他“多智善佞”的聰明頭腦和能說會道的口才。王黼的命運也頗佳，雖然“寡學術”，但卻中了崇寧進士第。王黼中進士後，任相州司理參軍，與何誌共同領局編修《九域圖誌》。司理參軍這個官並不大，野心勃勃的王黼不甘心就此沉於下僚，他無時不在做著升官夢。但是他知道，靠學術而出人頭地，對於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對於武略他更是一竅不通，而且軍戎之道又充滿危險，他也無心靠此道去獵取高官厚祿。那麼，就隻有通過歪門邪道去投機鑽營了，而這又正是他之所長。因而，王黼剛一涉足官場，便密切注視著時局的變化，窺伺著鑽營良機，尋找著得力靠山。至於編修《九域圖誌》，他隻不過是敷衍塞責罷了，其興趣不在於此。
何誌的父親何執中為朝廷重臣，他雖然“碌碌庸質”，但由於地位高，實際權力和影響並不小。王黼認為他可資利用，便千方百計巴結奉迎，首先取得何誌的好感。最後終於使何誌向其父推薦了他。何執中一見王黼，即為其漂亮的儀表和便捷的口辯所吸引，再加上王黼巧妙的諂媚逢迎，庸相何執中果“喜其人”，於是極力上薦王黼，使王黼很快升為校書郎、符寶郎、左司諫。
王黼略施小計，便旗開得勝，連晉官職，他不禁為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暗自得意。但這隻不過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他豈能以此為滿足。王黼利用過何執中之後，隨即轉移了目光，他開始在尋求新的更大的靠山。善觀風色的王黼，經過仔細的觀察和認真的思考，最後將搜索的目光停留在蔡京身上。此時，王黼了解到，張商英雖居相位，但“寢失帝意”，不被徽宗所喜，後來，又聽說徽宗曾於錢塘召見蔡京，並遣使賜給蔡玉環，於是便準確地嗅到了徽宗再度起用蔡京的意向。因而他決定開始新的政治投機。他先是“數條奏京所行政事”，無恥地為早已臭名昭著的蔡京歌功頌德，接著又以一副“義正詞嚴”的架勢對張商英進行彈劾。此舉投合了徽宗的心意，因而張商英隨之被罷免了相職。蔡京複相後，非常感謝王黼彈張助己之功，因此對王黼大加提拔，接連除授王黼左諫議大夫、給事中、禦史中丞等職。隻用兩年時間，王黼便從校書郎這樣的小吏驟升到禦史中丞這樣的高位，他的第二次投機又大獲成功。投機，給他帶來了莫大的利益，他更加如癡如狂地迷戀上此道了。
找到了蔡京這個大靠山後，為了進一步加深蔡京對他的好感，王黼又想出了一個新主意，即謀罷何執中的官位，而使蔡京專執國政。為此，他不惜恩將仇報，上疏彈劾何執中，竟將何的“罪狀”羅列至20條之多。此時，他不僅一腳踢開了何執中，而且還投井下石，其人品之卑劣，實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而在此過程中，何執中還蒙在鼓裏，“猶稱黼不已”，直到他獲悉真相後，才氣憤地大罵王黼“畜生乃爾！”
時鄭居中頗有權勢，王黼看到他未來潛力很大，“複內交居中”。不過他這次投機不為得計，蔡京因與鄭居中不合，看到王黼又去巴結居中，不禁發怒，結果將王黼貶為戶部尚書。
宦官梁師成、童貫深得徽宗寵幸，權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結之；“內連師成，外徇童貫”，尤其是對號稱“隱相”的梁師成，王黼更是奴顏婢膝，以父禮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認賊作父，這在一般人看來，簡直難以想象，但對於王黼，這卻算不得什麼，權勢就是他的父母，他隻認權勢，不知其他，為了權勢，他什麼下賤的事都幹得出來。這也是曆史上一切佞臣的共同特點。他們正是依賴這一常人所不具備的特殊素質而得以飛黃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