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獨掌大權後，審時度勢，敏捷果斷，在政治上、軍事上迅速進行了一係列戰略性的調整，使清軍得以順利入關，占領北京，爭取到了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掌握了主動權。
多爾袞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認識，獨具慧眼，超出當時其他滿洲貴族。早在天聰七年（1633年），多爾袞就明確表示要奪取北京，進而統一全國。而一般的滿洲王公大臣，卻缺乏這一戰略目標，胸無大誌，專肆殺掠。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統率大順軍攻占北京，崇禎帝自縊，當時清朝還未得到確報，但多爾袞已敏捷地看到形勢的劇變，果斷地采用範文程的建議，迅速應變。範文程指出，明亡在即，“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並要求從策略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一反清軍驛明戰爭的燒殺屠掠，而“嚴申紀律，秋毫無犯”以收攬人心，官仍舊職，民複其業，以此招降納叛；同時，應不失時機率大軍直趨北京。當時的清朝內部，持此論者寥寥無幾，舊臣中惟範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疇而已。範文程所出此策，於清朝開國關係巨大，堪謂王業之第持此招降納叛；同時，應不失時機率大軍直趨北京。而多爾袞也能憑著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嘉納其言，與之一拍即合，於數日之內急聚兵馬，率滿洲、蒙古軍的三分之二，漢軍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諸部，向關內迸發。在途中獲悉北京陷落和崇禎帝自縊的確切消息後，立即兼程向山海關前進，並再次調整策略，公開打出“複仇滅賊”、“仁義之師”的政治旗號；同時明確指出，這次進軍的目的不似以前的俘掠屠戮，而是要“定國安民，以希大業”，統一中國。從此，清政府在政治上、軍事上實現了重大的策略轉變，從伐明轉而以農民軍為敵，牢牢抓住“吊民伐罪”的“仁義之師”這一旗號。然而僅在二個多月前，多爾袞還曾致書大順軍諸將，要求袞機變的迅敏。
正是多爾袞這種迅敏的機變，使清軍在爾後的一係列軍事行動中占盡先機，牢牢掌握著主動權，兵鋒所至，勢如破竹。清軍招降吳三桂得以迅速通過山海關，擊潰李白成統率的六萬大軍，然後長驅直入，迅速向北京推進。五月初二日，清軍占領北京，多爾袞乘輦由朝陽門進入北京，明文武遺臣出迎五裏之外。多爾袞至武英殿升坐，接受眾官拜賀，宣布定都燕京。從多爾袞出兵至清軍占領北京，前後不足一月。
（3）入主中原，八方平亂
在清軍占領北京之後，多爾袞再次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大幅度調整了政治策略，以適應廣大先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傳統。
多爾袞始終堅持定都北京、以圖進取的戰略方針，堅決反對短視、後退的保守主張。當時，某些滿州貴族主張，應乘占領北京的機會，大肆屠戮擄掠，僅留少數兵力鎮守燕京，大兵或退守沈陽，或退保山海關。這些主張遭到了多爾袞的嚴厲駁斥。六月，多爾袞與諸王公大臣最後議定定都燕京，遣使迎接順治帝從沈陽來北京，並大量遷徙遼沈滿人入關，充實京畿；十月，順治帝到達北京，即皇帝位，頒大清憲曆，詔天下，大赦。從此，明王朝被清王朝取代。
多爾袞從率兵入關伊始，就竭力收攬人心。他嚴飭全軍，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違者罪之，榜諭居民“取殘不殺、共享太平”。進北京城後，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占領北京的第三天，就下令為崇禎帝發喪。軍民服喪三日，以帝禮葬之。在農民軍占領北京期間，崇禎帝後梓宮一度被遷到昌平，至此多爾袞用帝禮為之改葬。多爾袞還采用範文程的主張，把明季之加派苛斂，一並厘革。這些措施，對收攬民心，發揮了重要作用。
多爾袞積極拉攏漢族上層貴族和各級官吏，占領北京的第二天，即令兵部傳檄直隸郡縣，歸順者官吏進秩；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在京職官及避寇隱匿者，各以名聞錄用。多爾袞深知“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的道理，大量網羅漢族貴族和各級官吏，隻要對清王朝實心忠順，都可以加以任用，如明季劣務名昭著的馮銓，甚至連為人不齒的牛金星，都被收羅。同時，樹立吳三桂、馮銓諸人作為降將降官的榜樣，借以繼續降服漢人。如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疇之輩，為清廷底定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樣，多爾袞對漢族知識分子也加以拉攏、延攬，一方麵，他禮敬先代帝王聖賢，守護明代陵寢，提倡尊孔讀經，大開科舉取士，對漢族知識分子攻心、拉攏。另一方麵，對那些不願合作的人士進行威脅、利誘。這些措施，對吸引漢族知識分子參與清政權起了莫大的作用，文壇名士南方如陳名夏、陳之遴，北方如沈惟炳、王鏊永之輩紛紛被薦用。
多爾袞開國之製度，除兵製自有八旗為根本外，餘多沿襲明製，幾乎無所更改，而不以因襲前代為嫌。清初漢製的實行，不僅適應了統治全國的需要，而且還起到了收拾人心的作用。順治三年（1646年）初，多爾袞編譯《明洪武寶川》成，世祖福臨為之製序，頒行天下，表明願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多爾袞依據範文程、洪承疇、馮銓等人的建議，依明製建立中央統治機構，修《賦役全書》、《大清會典》、《大清律》等。這些政治措施的實行，有力地配合了清初統一中國的軍事行動。
在清初進行的一係列軍事行動上，多爾袞也是指揮得當，掌握主動。多爾袞在占領北京以後，迅速做出了先攻擊西南農民軍、再謀略江南的部署，這一軍事方針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多爾袞把攻擊的矛頭首先指向農民軍，不僅使清軍集中主力各個擊破敵人，避免東西兩麵同時開戰，獲得了軍事上的主動，而且還能使清廷繼續打著“複君父仇”，與“流寇”爭天下的幌子，爭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動，多爾袞集中全部精銳兵力，與大順軍展開決戰。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清分兵兩路，一路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率吳三桂、尚可喜等滿、蒙、漢軍隊，由陝西南下直搗西安，一路以豫親王多鐸率孔有德、耿仲明等軍，從河南西撲潼關，兩路夾擊，約定會師西安。阿濟格率軍勢如破竹，陷太原、平陽等城，盡占山西；多鐸率軍於次年一月抵達潼關，攻堅長達一月之久，於二月初破潼關，占西安，阿濟格率部繼續追擊力I匝軍，五月破武昌，六月李白成被害於湖北九宮山。另一支農民軍即大西軍也在四川被清軍擊潰，其首領張獻忠在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遇難，這樣，清軍在西線大獲全勝，農民軍主力基本上被擊潰，餘部南退自保，繼續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