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來到國術館不久，有一個從內蒙古來的武林高手到了南京。他找到國術館內的教務處長，自稱：“我的槍、劍天下無敵，貴館沒有一個是我的對手。”
教務處長立即打電話請示館長張之江。張之江聽罷，回言道：“立即組織人員與他比賽，要選派高手。”
教務處長根據張之江先生的指示，選中了羅大槍上陣。當時，羅大槍歲數已大，力氣大不如前，能否戰勝是個問題。在此關鍵時刻，溫敬銘主動要求代師出陣。
比武場地選在秦淮河邊，場子圍好以後，溫敬銘精神抖擻提槍上陣了。雙方交鋒不過上十個回合，溫敬銘就連勝3槍。但對方雖敗，仍不服輸。第四槍小溫主動出槍向圈裏紮中平穿指，對方奮力拿槍以防，小溫忽地閃槍於圈外，對方一見此情，滿以為有機可乘，隨即舉槍直朝小溫胸部紮來。哪知，這是小溫一詐，待對方中計用槍直朝自己紮來時，他猛地一下持槍向左平崩。這一“崩”動作迅速、著力準確，勁力充足，一家夥將對方崩得連槍帶人轉了個大半個圈。小溫又瞧準機會，再次出槍猛紮，對方才徹底認輸。
這次比武，使溫敬銘名聲大振。當時，武術界有一種說法，說他和張文廣、李錫恩是張之江門下的“三大紅人”。
這以後不久，張之江先生去香港、下南洋，都將這“三大紅人”帶在身邊。每到一處，讓他們分別亮出自己的技藝。一方麵，為海外華人撐腰；另一方麵，則為振興中華武術募捐資金。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溫敬銘和張文廣就是張之江先生親自點名，作觀摩代表團派往柏林的。
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來電，聘請國術館館長張之江先生前去擔任司令部高級顧問。張之江先生接電後，毫不猶豫，欣然從命。
這時候，已經成為國內知名人士的溫敬銘聞聽此事，也毅然放棄了一切優越的條件，而跟隨著張之江先生一起奔向台兒莊，奔向戰火紛飛的抗日戰場……育人著書傳武魂
溫敬銘中央國術館畢業後，留館任教。後又在國立國術體專、中央大學等處任教。1943年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國術教材編審委員會編輯，承擔了大量的教材編纂工作。1946年，溫敬銘夫婦在當了6年武術教師後，被學校以年紀大、不適合再搞體育為由解聘了。
全國解放以後，黨和人民政府對武術名家溫敬銘先生的生活和工作極為重視和關懷；將他安排在湖北教育學院任教。1955年，溫敬銘走進了武漢體育學院並擔任副教授。隨後，他的夫人劉玉華也進入武漢體育學院，成為國家級武術裁判員。經過多年武術教學實踐，溫敬銘對原有教學、訓練方法進行了改革：提出“集體教學、分組練習、個別輔導”的教學方法；在時間分配上，主張靈活運用“三三三”製；在訓練方法上，狠抓“一、二、三、四、五”的武術基本功，從人體適應性出發，強調科學地大運動量訓練，強調示範作用，並歸納為“四麵示範、八方領作”；提倡“三法教學法”，即“示範動作要正確，攻防用法要清楚，傳授方法要明確”。
1956年武漢市國術委員會改名為武漢市武術指導小組，溫敬銘為15位成員之一。他團結武漢地區老拳師和武術愛好者開展拳藝研究交流活動，舉辦全市性的武術表演與比賽，促進了全市武術的普及和提高。
在教學實踐活動中，溫敬銘一貫重視科學研究，重視武術挖掘整理，曾說：“中國武術動動有法，法法能用，一法數防，一防數解”；他認為武術的美應是“動作精確的美，方法巧妙的美，姿勢雄壯的美”。1959年，受國家體委委托，溫敬銘主持製定了《武術競賽規則》、《中國式摔跤規則》，並草擬了《摔跤規則》與《太極拳推手規則》。1978年，他根據武術發展提出武術對抗性項目“要研究、要試驗、要開展”的建議，並身體力行，製訂出《散手比賽規則》。實踐證明溫敬銘的學術思想是正確的。身為國家級武術裁判，曾在全國性各類武術競賽活動中多次擔任總裁判和仲裁主任等職。曆任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理事、名譽理事，中國武術協會副主席、科研委員會主任，武漢體育學院教授、科研委員會副主任。1974年被評為學院先進集體代表，1978年被評為學院先進工作者。
80年代初，年近八旬的溫敬銘深感武術發展跟不上時代的需要，於是致信給胡喬木，呼籲在全國高等院校招收武術研究生，造就受過專門係統訓練、有著高度理論素養的武術人才，搶救、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武術。為此，他還四處奔走，陳述己見。他的建議終於在1984年得到國家教育部的肯定，並製發了高等院校招收武術碩士的文件。在武漢體育學院，溫敬銘不顧年事已高，多次參加全國體育院係《武術》教材的編寫工作，主編《簡明體音美辭典》體育部分；此外，他還身體力行的接受了帶武術研究生的任務，用自己豐富的武術知識和實踐，滿腔熱忱地指導研究生和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武術愛好者。他計劃在帶研究生的同時，挖掘整理“槍術”，然後再整理各門派的“拳術擊法”等等。由於他對武術教學及研究的突出貢獻，於1982年受到湖北省科協表彰，1985年榮獲執教榮譽獎，同年被國家體委授予“新中國體育開拓者”的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