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九月，第七屆國際精神分析大會在柏林召開。弗洛伊德、安娜和我在柏林相逢，我們的手愉悅地握在一起。
隨著年齡的不斷變老，我越來越覺得，人生中有很多東西都被舍棄了，這是一個下降的過程。但是，對一個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卻又是一個保持著向上的上升過程。我們常常心懷一種感激，感激自己沒有在年紀輕輕就因為各種變故而離開了這個世界，我認為這是一種幸運。不過，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我們的身體也越來越老，身心疾病也正在增加。
1923年，弗洛伊德被診斷出患有唇癌。其實，早在六年前，他的口腔就有細胞組織病變的症狀，當時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好在手術很成功，他又可以吃飯和說話了。弗洛伊德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我。當他聽說我在一家醫院進行心理治療時，每天要花十多個小時工作，他就告誡我不要這樣糟蹋自己的健康，並說自己正在醞釀一個項目，預計半年後就可以實施，可以從中給我安排一份很有保障的工作。
到了1924年，弗洛伊德又動了第二次手術。這一次，醫生給他裝了一副假齶。他在信中對我說，這是“殘忍的怪物”。盡管他的身體不好，他還是惦記著我這位老朋友，秋天的時候，他托一個學生給我捎了五十元錢。說實話，這幾年，我的經濟一直較為拮據，俄羅斯革命後，我不僅失去了那份津貼，還要設法貼補變得一貧如洗的哥哥們。我用這錢將我的那件皮毛大衣縫補修複了一番，讓我在冬天裏又可以享受到它帶來的溫暖了。
弗洛伊德為了幫助我走出經濟危機，幫我的診所介紹了多個病人，並且善意地提醒我，醫生與病人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我仔細想一想，我確實如他所說的“情感過了頭”，我接受了他的忠告。
不停的病痛，不停的手術，弗洛伊德在老年時表現得十分悲觀。他說，“老年已經占據了我的整個身心，雖說自己已經有所醒悟，但卻有如僵化的月亮，內心已經完會冰封”。這可能與他經曆的非同尋常的痛苦和磨難有關。
我則認為，如果年輕帶給人的是一種財富的話，那麼年老也是一種特殊的禮物，並且這個禮物是令人振奮的。如果說現在讓我選擇，我還真的不知道該選哪個年齡段的。當人們變老後，離開了性愛階段，也就離開了隻有兩個人空間的死胡同，由此進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這個世界既包括了我們的老年，也包括我們的童年......我們身體在年輕時忙於修築愛巢，到了年老老態龍鍾時，就隻剩下一副軀架，隻需要一個簡易的安身之處。
弗洛伊德的健康狀況每況欲下。1928年，他在妻子和女兒安娜的陪同下，前往柏林治療。聽到消息後，我馬上趕到柏林前去看望他，這是我和弗洛伊德最後一次會麵。在太格爾療養院，花壇裏的紫羅蘭開得正豔，暗紅、蔚藍和深黃這三種顏色互相輝映。看著這些美不勝收的花朵，我們感到了真正的賞心悅目。在我離開太格爾去柏林旅行之前，弗洛伊德幫我采摘了一束花，我想帶著去拜訪海倫·克林根伯格。
這時，弗洛伊德在聽和說的方麵都已頗有困難，但我們還是能進行交談。我們談起了那些無法忘記的往事，談到1912年我開始精神分析學研究的年頭，還談到了那些在他長年為病苦困擾之前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有時，我常常在旅館裏留下一張便條，說明我的行蹤，這樣弗洛伊德有空想來找我的時候，就能找著我。不管我在哪兒，我都會盡快來到他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