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他就到蒙特羅斯瓦爾芒療養院的海默醫生那裏就診。次年，他再次來到這個療養院。根據醫生建議，他應該徹底換一換生活環境。於是，1925年1月，裏爾克啟程前往巴黎，受到了朋友們的熱情的接待。到了8月，裏爾克怕對朋友們產生過多的負擔，於是回到了瑞士所住的塔樓。
他的身體並沒有好轉。對身體疾病反複的恐懼，對腫廇不停變大的恐懼，對體內毒素增長的恐懼，直至演化為對死亡的恐懼。這些恐懼緊緊地纏繞著他，使他沒有時間進行創作和思考。
1925年10月，我收到了裏爾克一封充滿絕望的信，他心神不定，似乎感到了死神的到來。死亡，曾經是裏爾克反複吟詠的一個主題。可是，當它真的到來時，我卻感到那麼地無力，除了安慰，我不知道說什麼。幾天之後，裏爾克又給我寫了一封信，這次他告訴了實情：他患的是白血病，已經病入膏盲，劇烈的疼痛讓他徹夜難眠。
此前，他身上出現了慢性中毒的跡象，為此他曾多次就醫。但是，這種病沒有讓人與威脅生命的白血病聯係起來。多年來，他主要還是在氣候宜人的地方居住，也得到了朋友們無微不至的照料。
12月13日，他用鉛筆在紙片上輕輕地寫下了幾句話，除了對朋友們的謝意外，在最後還寫下了一個短句：“但是，地獄。”
這是指疾病對他的折磨。
這也是他給人世留下的最後筆跡。
裏爾克身邊的朋友們給我寫信，告知裏克的病情。我已經不知道該怎樣安慰他了。
12月29日，裏爾達到達了生命的終點。
在新年來臨前，裏爾克在昏睡了若幹個小時後，醒過來，然後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終年49歲。
對於裏爾克的死，我一直處於難置信的狀態。他比我年輕15歲，就這麼輕易地離開了。我總想著，他哪天會再來叩響我的小院子的門。
兩年後，我出版了《萊納.瑪利亞.裏爾克》這本書，作為對他的紀念。在寫這本書時，閃耀在我眼前的，是他那靦腆而年輕的臉龐。
後來，《與裏爾克一起遊俄羅斯》又出版了。
個人的生命在社會的洪流中，遠遠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重要，它的降臨隻是為了測驗我們的幸福與痛苦。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東西，可能被證明是最難以消除的，而那些最壯觀、最成功的東西，世人反而可能會視而不見。
1921年，我六十歲。這年夏天，我患了一場重感冒，高燒不退，頭發都快掉光了，看起來就像一個小老媽，時時不離一頂帽子。這時，弗洛伊德給我來信，說希望在兩個人在“萎縮成一團”之前，見上一麵。
我已經很久沒有跟弗洛伊德見麵了。本來，第五屆國際精神分析大會在布達佩斯召開，我有機會跟弗洛伊德見麵。但那時是十月革命不久，我在俄羅斯的貴族家庭全都成為新政權專政的對象，好不容易熬過了世界大戰，卻得到了這樣令人心碎的消息。弗洛伊德為我沒能參會，表達了自己失望的情緒。
這一次，對於弗洛伊德的邀請，我立即答應了。在出發之前，我像一個小孩一樣地幻想著，這次去維也納，會與以往有什麼不同呢？
這年十一月，我來到了弗洛伊德的家，住了一個多月。這一次，我和弗洛伊德的小女兒安娜結下了忘年之交。當初，我到維也納學習時，她還是一個小姑娘，現在已經長大成人。安娜繼承了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事業上的衣缽。這樣，我們有了更多的話題可以探討。
1922年，我在哥廷根的家中接待了安娜。有人說，我們看起來像母女一樣——我躺在沙發上讀書時，安娜就坐在我的旁邊聽著我閱讀。我們討論著精神分析的話題，也談論著友情、愛情和親情。並且受安娜的邀請，我還和她共同修改了她的一篇精神分析報告。我告訴她，如果真正經曆過了，那麼命運如何安排便不重要了。這一年，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正式接納我為“正式會員”，弗洛伊德向我發來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