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德烈亞斯的婚姻關係形式，賦予了我完全的自主，使我能夠保持自己獨立的精神和發展自己的智慧。對於我們倆來說，沒有一點通常人們所樂於做的東西，經過40個春秋，我們也沒有真正地結合過。我們不僅沒有融入到對方的內心，連外在的隔閡都沒有消除。甚至在我們都變成老人之後，當我在日常生活中碰到深深憂慮的事情時，我也很少去找我的丈夫。我偶爾去他那兒時，感覺就好像自己是剛從日本或澳大利亞來的，就好像是訪問一個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陌生而遙遠。
別人很難理解我們的婚姻狀態。如果僅僅用“距離”這個術語來看待這種狀態，那是錯誤的。因為距離往往是由時間拉大的。我對我丈夫一生中最後一年的一個場景，至今曆曆在目。
在那年晚秋季節，我生病住院差不多有六個星期。我習慣於每天下午四點去參加心理分析學的討論課，而我丈夫在下午三點鍾來看我，因此正式探望的時間是有限的。我們促膝而坐，這對於我們來說，是種全新的體驗，因為我們在年輕時都沒有這樣做。我們從來沒有像一般家庭那樣，享受著溫暖、舒適的燈光下的夜晚。即使我們有時候會結伴去散步，但也很匆忙，我們一般都不互相打擾。現在，這種促膝之談太不尋常了。我們為此感到興奮，就像戰爭年代的人們發現還有剩下的麵包一樣，就像是從遙遠的地方趕回家一樣。我們都感受到了這一點的珍貴，於是在這難得的時光裏，寧靜而溫馨的氣氛降臨了，最後當我病愈回家後，我們繼續這一“探視時間”，當然不再局限於下午三點到四點。
也許是人之將老，其言也善，其行也善。我們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糾結於是否給予和拒絕。
我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我們的生活從沒有這樣和諧過。我們都感覺到了相互依賴的需要。年輕時所發生的抗拒和衝突，都已經化為遠去的塵煙。我自從在家裏開了心理診所後，就很少出門了，除了年齡大、比較忙的緣故外，也與我的心境的改變有關。我不再想逃避什麼了。我所有時間，除了工作外，就是留在家中。我們很珍惜這最後的時光，用一種倍加珍惜的心態，來彌補曾經失去的時光。因為我是一個年近七十歲的人了，而安德烈亞斯的年齡更大，已經八十多歲了，都是來日無多。
歲月無敵，歲月可以改變一切。
現在真應當給自己的每一分鍾造成錯覺，把時間拉長，就像當年在戰爭期間對待稀缺的麵包一樣。我們就像長期離散的親人回到了久別的家鄉，心中唯一的渴望是重建。此時此刻，我們不僅感到萬分的欣慰，而且還深深感到時光是多麼地珍貴。
是啊，為什麼我們不能早點認識到這一點呢？為什麼不能早點達到這個境界呢？不過，好在我們在有生之年還是答成了和解，沒有我們帶著遺憾離開這個世界。
沒有想到的是，死神即將光顧安德烈亞斯。安德烈亞斯的身體一向都很健康，他平時很少生病，腰板一直都挺得很直，心態日漸平和。可是這一次他病得很急，不得不住進了醫院，我有時去陪護他，期盼著他能再次回到家中。但是，他畢竟是八十四歲的人了，這一次進醫院就沒能再出來。
一九三0年十月四日，安德烈亞斯離開了人世。他走的時候很安詳，就像一個深深沉浸在玩耍中的兒童，沒有對死亡的恐懼，也沒有末日將近的痛苦。
他走了以後，我徹夜難眠，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如此的孤獨。
在我們結婚之後所結識的文學圈和政治圈的人物中，有一個人叫喬治.勒德布爾。在我年輕時候，曾經與他產生過情感，他對此感到緊張而恐懼，反過來又使我受到更重的折磨。後來，我主動中斷了與他的聯係。
這段情事的結果是，我服從了安德烈亞斯的要求，永遠不再跟這個人見麵。
這段情事對我們的婚姻的影響也漸漸地顯現出來了。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維持兩人的婚姻，但也談不上鬧到離婚的份上。我丈夫的典型思維是：我們的婚姻既沒有未來的希望，也沒有過去的過錯。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在現在修複。盡管前前後後發生了很多事情，但他固守著一個觀念，即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固定的、真實的、不可更改的。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不管你在外麵怎麼樣，你還是我的老婆。”
我們有時為了逃避孤獨而呆在一起，有時又分開。我們在一起痛苦地度過了幾個月這樣的光陰，後來找到了一種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表麵上什麼都沒變，實際上一切都變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當我感到內心需要釋放的時候，我就背起行囊到處旅行，以這種分開來解決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我家裏常備著一套旅行的設備，每次幾乎不需要做什麼準備，就可以出發。
有一次，我問安德烈亞斯：“我能告訴你從那以後發生的事情嗎？”
“不。”他斬釘截鐵地說。
一種沉重的靜默籠罩在我們的頭頂上，也籠罩在我們共同的生活上。我們之間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