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她基本上就住在鮑老太太家裏。她在聯絡工作時常來鮑家，老太太很喜歡她。這次，為避開特務，她又來到鮑家，老太太特別歡迎，也很同情她，說：“你就住在我家，別去合作社了。我保護你。”她心中十分感激。一天，突然有人送信來，說是特務們又將逮捕她。這時，老太太難過地說：“我也保護不了你了，你快些離開西安，躲一躲吧。”有了一次被捕的經驗，她也不敢停留，立即收拾好行李，匆忙離開西安，躲到寶雞鄉下。果然，她出走的次日，特務們尋她不著，便找保她出獄的徐維藩要人。可謂險矣！
她倉皇出走，來不及通知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而且，當時，也沒有可靠的人代她去送信。從此，便和組織上失去了聯係。她交給周子健的書麵報告轉到了延安，組織上同意她回延安的請求，批示送到西安時，卻找不到她了。這裏還要補敘一下，10月間，東總秘書處主任於炳然、東總機關刊物《反攻》的編委石光和白晶泉等同誌去延安，途經西安停留時，白晶泉曾冒險去看望她，了解她被捕和獄中情況以及出獄經過，並親眼看到她腿上的傷痂。當時，她曾表示，唯一的願望是再回到延安。白到延安後，即向組織上做了詳細如實的彙報，轉述了她的請求，並懇請組織批準。白親眼目睹的事實和親身體會，顯然對領導決定批準她回延安是起了作用的。
那時，丘琴在重慶東總工作，任《反攻》半月刊編委。當他得知傅彬在獄中的鬥爭情況時，深為她對黨忠貞的精神所感動，且為有這樣英勇的女共產黨員為未婚妻而自豪。她出獄後的情況和處境，丘也知道。為了幫助她避開特務的追蹤，同時，也是為了使她養好傷，就在她躲在寶雞鄉下時，丘離開重慶，把她帶到大西北最偏遠的縣城安西。他們在雙石鋪結婚了，參加婚宴人隻有詩人王亞平、丘在東大的同學盧廣聲和西北工合雙石鋪招待所主任趙鐵夫婦。
傅彬在獄中受刑過重，神經受到損傷，有些不正常，表情呆滯，像是被狂風暴雨淋打過的一朵花。她已失去往日的天真活潑勁兒。愛說愛笑愛鬧的她已不複存在，整日隻是癡癡地坐著，無精打采地望著窗外。隻有丘琴歸來時，她才有些精神。
在安西，在丘琴的溫情撫慰下，經過好長時間，她才逐漸恢複過來。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法找黨組織，和組織取得聯係。她說，一個共產黨員離開黨組織是不行的。在當地，沒有這種可能，因為安西地方荒涼，全縣城隻有2000人口。當然，那時他們二人還不知道，他們是逃出虎口，又落入狼穴。
就在他們到達安西不久，甘肅省銀行安西辦事處來了一位新主任——王樹聲。王是丘琴在東大時的同學。一二·九學生運動開始後，東大學生中陣線分明，右派學生是少數，進步學生占大多數。王是國民黨一派的學生。兩派學生衝突時，他並不出麵，是幕後的人。丘琴他們從雙石鋪到蘭州去，途中在天水站，王和他的老婆袁淑萍搭他們的汽車同去蘭州。這次在安西又相遇。因為都是同學，又同在一座小城，不免時相過從。王和丘在交際場合常會麵。袁則於丘不在時常來陪傅彬。一天，袁假意訴苦，說她很苦悶，聽說延安那裏挺好，也想到延安去。傅彬很警覺，便笑著駁她，說：“你呀，真不知足，當了官太太，生活又那麼好，還胡思亂想什麼？看老王又該怎麼捶你了。”一句笑談就將話題揭過去了。傅彬過後想想，懷疑她是來摸底的，所謂來陪伴，隻是一種借口而已。此後，便加強了警惕。丘和王經常參加宴會，城小，機關少，一請客全都請。一天，王有些醉酒，丘扶他來家中暫住，當時袁也在。閑談中，王忽然說漏了嘴，暴露了軍統身份。他大談在重慶時如何橫行於市，隻要把“紅帕司”（軍統身份證）一揚，無論是住在高級旅館或吃高級飯店都可免費。有時男女特務還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王還說，丘琴在學校參加民先、搞救亡，傅彬去過延安，我們都知道。看在老同學麵上，對你們還是很照顧的。袁淑萍也插話說，她在安西郵件所工作，他們的來往信件都看過。丘琴和傅彬心中暗驚，原來他們一直在特務的監視中。幸虧當年在國統區有空子可鑽。傅彬被捕是中統幹的。而中統和軍統又互不相容。她才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否則，真不堪設想。
1942年，他們女兒出生了。
傅彬急於找組織，可是，安西這個地方太荒涼，又閉塞，什麼消息也聽不到，她覺得不能久困於此，要設法離開。她和丘琴商議結果，還是回蘭州。丘琴的工作單位是資源委員會西北運輸處，他是安西站站長兼猩猩峽站站長。這時，運輸處主任陳頌言離職，繼任者胡純讚是東北人。他便利用同鄉關係，謀得蘭州總站站長職位，回到了蘭州。數月後，王樹聲也回到蘭州來了，王的老婆袁淑萍也就在蘭州和他分手，回四川老家去了。
在蘭州，他們還是沒有脫開特務的包圍。丘琴在東大時的同學劉華昌（劉沅熙）是軍統特務。劉是個富家子弟，在校時傾向進步。1939年，丘曾和他相約去延安。但他先去了，曾在延安女子大學教書，因覺得環境太艱苦而離開延安。回到西安後，劉發現被人追蹤，十分恐慌，為了保護自己，他加入了軍統。劉是常來他們家的人。劉曾勸他們也參加軍統，但被他們拒絕。她說：“我現在也算不上是共產黨員了，但是，我也絕不做那種傷天害理的事！”丘說：“你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我不幹。”
厄運好像總是追隨著他們。1943年，丘琴被捕了。在獄中染上了傷寒病，通過東北同鄉關係被放出時，已是奄奄待斃了。為了營救他，傅彬隻好把女兒托付給鄰居，自己拋頭露麵地四處求告，每天仆仆風塵於黃河兩岸。他回家後，她又不得不為他的營養而奔波。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丘琴剛痊愈，他的母親、弟、妹、姐姐和孩子都從淪陷區投奔他來了。家中平添八口人，光是吃飯就難以應付，有時竟達無隔宿糧的境地。二人無計可施，又都不能表示，心中極為苦澀，幸好有些朋友的幫助，才渡過難關。為了生計，他極不情願地勉強為他人做生意，賺些小錢糊口。
當年，在國統區，一個共產黨員被捕出獄後，沒有查清情況，組織上是不允許地下黨員同此人接觸的。因此，傅彬無法自己找組織，隻有委托丘琴去辦。丘琴在蘭州沒有找到組織，1944年，她又讓他到寶雞去找，並告訴他，在西北工合工作的鄭長家和侯敬民都是地下黨員，找到他們即可與組織聯係。他去後卻發現那裏的人事麵目全非，不僅鄭侯二人已離去，就連他的進步朋友王亞平等人也走了。他隻好頹然而歸。
1945年春，由於長期政治上苦悶，加上心情不愉快，丘琴染上了肺病，在漢中大吐血，病倒在旅館。她親自把他接回蘭州。一麵要照顧孩子，一麵要看護患病的丈夫，還得不時地外出求告，當時，可真難為了她了。
抗日戰爭勝利了，許多東北人都已“青春做伴好還鄉了”。她和丘琴商議，在西北找組織已不可能，不如回東北去，人熟，也許有可能。自從病愈後，她是一心一意地想找組織。1946年，他們回到了沈陽。
沈陽比蘭州的環境更複雜，王樹聲和劉華昌已到了沈陽，此外，還有中統呂思愆、叛變了的王玉章等人，還有幾個丘琴在校時的同學。
不久，他們以探親為名，到長春去尋找組織。傅彬和她的大伯父見麵時，大伯父陰沉著臉問道：“你不是在後方參加中國共產黨了嗎？”言外之意是“你還要家幹什麼”。她離家數十年，從未和家中通信，她的大伯父何以得知她曾經被捕過呢？顯然家中有特務來過。這次去長春，毫無收獲，隻是知道她母親已去世。她最愛她的母親，流浪在外多年，還始終保存著母親的一張照片，據親戚說，她母親是因為思念她過度悲傷致疾而病故的。
1947年，丘琴的東大女同學吳星輝來訪。她悄悄地征求他們的意見，她想到解放區去找在校時的戀人王振乾。他們二人完全支持她的行動，並建議她喬裝打扮成農村婦女回家探親的樣子，以混過關卡。同時，請她帶口信給高崇民，設法把他們接到解放區去。遺憾的是，她走到吉林就被扣了。
接二連三的打擊，使她的精神有些承受不了。她第二次流產了。第一次流產是丘琴全家來到蘭州之後，因勞累過度、整日憂思所致，後來，又檢查出她的子宮有腫塊，需要動手術，於是便到北平做了剖腹的大手術。那時，丘琴的母親和弟弟都在南京，來信邀他們南下。同時，又得知南京友人來信，可在當地安排工作。為了生活，他們二人帶著孩子又奔波在平寧路上。但是，到了南京，工作卻無著，丘琴急火攻心，又第二次大吐血。病愈時，偶然遇到文藝界進步朋友孔羅蓀，他才了解許多情況。南京解放時，他和文藝界朋友20多人聯名發表慶祝南京解放宣言。這個宣言經新華社廣播，組織上知道他們在南京，通過孔羅蓀找到了他們，傅彬想盡了各種辦法找組織也沒有找到，最後，反而是組織找到了他們。南京解放後，他們去見了於炳然（當時是任南京市公安局秘書處主任），當天即參加了工作。她被分配在公安局消費合作社，丘琴被分配在公安局秘書處。
8月，他們收到劉瀾波來信，邀他們去東北工作，於是啟程北上。在北京，遇到東總另一領導同誌閻寶航，硬是把他們二人留下。丘琴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工作。傅彬先是在北京市合作總社，後來也轉到中蘇友協來了。
1956年審幹時，她把被捕的前後經過詳細地寫了書麵材料，並且附上證明人的地址。但是，給她做的結論卻是“自首變節”。後來，聽人說，審幹時因為人手少，而工作量又過大，基本上很少外調，她所提供的證明人，連函調也沒有。僅憑她在獄中承認是共產黨員這一點，即定為“自首變節”。幹部工作如此草率，對於幹部的政治生命如此不負責任，真令人告歎！更有甚者，審幹結束後，竟有人明裏暗裏指說她是“叛徒”。政治上的一塊大石頭壓在她身上，一背就是十幾年！
但是，她對黨的信念毫不動搖，堅信黨總會把她的問題搞清楚。於是，她更加努力工作。可是，在工作上，她又遭到打擊。同事們因為她有那麼一個結論，文化隻有初中畢業，都瞧不起她，有人還出言諷刺她。她心中很痛苦，但並不服氣。於是，她日夜勤讀，熟悉材料，掌握政策精神，數月後，在編發出國圖冊上，在選題、選用圖片乃至說明上，無論就政治性和思想性來看，都不弱於其他人。為了爭一口氣，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整風反右期間，丘琴任機關板報主編，他寫了一篇社論，批評支部書記違法亂紀。先是被下放，後在反右補課時受到批判，最後，定為“右傾”，行政降二級。批判時，專案組要傅彬揭發丘琴的錯誤。他們二人是患難夫婦，她對丘琴最了解，一片誠心為黨，怎麼能違心地胡說？
過去的經曆，已經使她心力交瘁，今天工作的過度疲勞，加上精神受到刺激，她病倒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她連日發低燒，食不下咽，問醫好幾個大醫院，也查不出病因。
後來，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的內部機構撤銷，她被並入對外文委圖片供應社，仍任圖片編輯。丘琴則被調往對外文委亞非拉文化研究所任副組長。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刮起來了。他們二人均未能幸免，都被關在“牛棚”裏受審查。她被看作是“叛徒”，多次開會受批判，吃了不少苦頭。但是，她並不屈服，每逢會上發言不符合事實，她便昂起頭，予以駁斥。“清理階級隊伍”時，內查外調的結果，她並沒有什麼大問題，即使有點疑點，也無關宏旨，本應放人。但是一個造反組織的“戰果”不能輕易否定。後來對外文委撤銷，成立留守處，清理積案，對她的問題，維持1956年審幹結論，她當然不同意，事情就拖著，直到留守處解散，她的案子被移交給外交部。她據理申訴：被捕前，上級黨組織指示將她轉移，由於支部書記延誤執行（解放後，於葦民當麵檢討過），她才被捕，被捕的事，組織有責任，此為一；出獄後，她已與組織上進行了聯係，遞交了書麵報告，並提出回延安的請求，組織已批準她回延安，但她已離開西安，找不到她，此為二；在獄中，承認是共產黨員，是組織上授意的，證明人高崇民仍健在，此為三；她是經組織營救出獄的，證明人胡聖一健在，此為四；出獄後，組織上仍令她在原單位待命，而不是將她轉移，致使她得訊後從西安倉皇逃出，組織上也有責任，並從此與組織斷了聯係，此為五；她曾多次找組織，均未找到，隨後，是組織找到了她，此為六。外交部進行了複查、外調，就連疑點也搞清楚了，即她出獄時，西安的報紙上登有反共啟事，列名者之中，有她的名字，原是特務們搞的，事前她並不知道，當然，也沒有簽名。國民黨反動派搞的這種鬼把戲，是屢見不鮮的。外交部調查結果，完全沒有問題，還她一個清白。對被捕的事作了符合實際的政治結論：沒有問題。
對外文委留守處解散之前，她被分配到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任《法學雜誌》編輯。被捕的問題審查清楚了，她便向法學所黨組織提出恢複組織關係的請求。所黨委說脫黨11年，不能恢複，隻準重新入黨。她又於1985年重新入黨。
離休後，她仍然忙於社會工作。同年，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恢複，她當選為全國理事。後來，受路易·艾黎的委托，籌備恢複中國工業國際委員會。該會恢複活動後，她被委任為常務副秘書長。在她的倡議下，成立了山丹工會實驗區，北京、湖北洪湖和山東龍口三個工會實驗點，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和國際上的工會組織以友好團體建立了聯係……1994年4月，她抱病參加該會的全國委員會，會期三天。但是，未參加完會議，她的病情惡化，回家後，過了兩天就去世了。她的一生忠誠地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最後長眠在工作崗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