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是由宋慶齡、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胡愈之、薩空了等人倡議於1938年8月在武漢成立的，其宗旨是在大後方發展工業合作運動，建立合作社，以其產品供應軍需民用。工合是一個進步團體，有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在其中工作。抗日戰爭期間，通過工合渠道向解放區輸送了大批物資，僅以傅彬所在的合作社為例，為響應宋慶齡女士募集寒衣十萬件的號召，全體社員日夜加班，迅即製作數千件棉衣和棉背心，運往陝北。
傅彬乍到這個合作社時，全社隻有社員自帶的縫紉機兩台，平日隻做些加工活，生意清淡，縫紉機時開時停，社員們也無精打采。當年，她很年輕，隻有19歲，但是，卻有著一股子不畏艱難、勇敢開拓的精神。經過調查研究，她看準了最關鍵的問題是攬活。經過她多次奔走聯係，終於和軍需部門打通了關係，生產任務便源源而來。兩台縫紉機應付不了，便租用縫紉機。接著來入社的人也多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合作社的縫紉機就增加到50餘台。社員們個個積極參加生產，業務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了。
正當合作社進入蓬勃發展時期，1940年2月，分會卻得到情報，國民黨特務捕人的黑名單上列有柳文和傅彬。柳文（劉士範）也是東北大學學生，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並曾被捕過，是分會地下支部的成員。她曾被黨組織派到合作社協助傅彬工作過，後來調到寶雞西北工合婦女部工作。地下支部專門開會研究對策，大家認為，開辟一個工作據點很不容易，隻要有可能，仍要設法保持。於是，決定傅彬繼續堅守崗位。同時，也決定立刻向上級請示。7月，風聲越來越緊，地下支部再次開會研究。傅彬提出，劉大（即柳文）在寶雞不安全，應叫她回來，大家同意。於是，傅彬立即派合作社的李老太太去寶雞，給柳文送去一張紙條，上麵寫了四個字：見條即回。7月9日，柳文回到西安，在王家巷高崇民家，傅彬還和她見了一麵。但是，是日夜半時分，傅彬就被捕了。
這裏也有一個插曲。
傅彬被捕是次日清早一個社員來報信的，高崇民感到柳文處境也極為危險，於是，招來他的內弟胡聖一護送柳文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當時，胡聖一任長安縣捐稅局長。他一身西裝，戴墨鏡，手提文明棍。柳文則身穿一身旗袍，打扮成闊太太的模樣。雇了兩輛人力車，坐上直奔七賢莊。對人力車夫則謊稱去火車站。車到七賢莊，柳文付了車錢即走入了八路軍辦事處院內。不久，就回延安了。
傅彬的被捕有三個必然性：第一，正值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第二，她從延安出來，沒有換裝，身穿一身軍服，袖上還有“八路”臂章，就來分會報到，等於自己公開了身份；第三，缺乏白區工作經驗，不知道隱蔽。她愛好唱歌跳舞，凡有集會必登台演出，把自己搞得很紅。而且一個20歲的姑娘竟然能把一個毫無生氣的合作社搞得那麼紅火，也是很令人矚目的，自然會引起特務們的注意。另外，到陝西分會來的人很多，魚龍混雜，難免有壞人雜在其中，不僅如此，在分會的工作人員中，後來發現就有特務。
傅彬被捕後，被關押在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院內的監牢裏，牢房是一個大房間，女牢是其中隔開的一小間。女犯們出入須由男牢中經過。乍進牢房，她一眼就發現了韓樂然也在牢中。二人隻裝互不認識。國民黨特務總是在夜半時分進行審訊。牢房離審訊的大禮堂很近，審訊情況和受刑人的慘叫聲，牢房裏的人都能聽得清清楚楚。敵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精神上折磨政治犯。
第一次提審是在當天午夜。主審人是陝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王克平。王偽裝出一副關心青年的樣子，假笑著問道：“你就是傅彬吧？”
她答：“我是傅彬。”
“你今年多大了？”
“20歲。”
“你到過延安嗎？”
“沒有。”
“你加入共產黨了嗎？”
“沒有。”
“不要怕嘛。一時誤入歧途，把事情說清楚，我們就可以放你了，快說吧。”
“我走的是正路，是光明大道。”
“唉呀，你們年輕，不懂事，別人瞎編的東西，你們就信以為真。你知道共產黨的真相嗎？共產黨是共產共妻的，是六親不認的。人們上了當，還不知道。”
“我沒去過延安。你說的這些，我都不知道。我隻知道共產黨是抗日的。”
“那麼，你說說，你對國民黨有什麼看法？”
“好，我說。我在學校讀書時候就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當時，我們反對的就是國民黨不抗日。現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和文化教育腐敗比過去更厲害了。這一點，難道連你也看不到嗎？”
“唉，你們這些青年人哪，都中毒了。不過，一時轉不過彎來，沒關係。我們給你時間，好好想想，想通了，告訴我們。”
“中的什麼毒，你說！”
這時王克平不耐煩地揮了揮手：“算了，帶下去吧。”
第二次提審時，換了一個主審人。這個人一開始就把他們的目的泄露出來了。原來，敵人是想軟化她。問：“想好了沒有？你還年輕，也很能幹，我們也需要像你這樣的人。隻要你把問題說清楚，我們可以把你送去四幹團（國民黨辦的戰時幹部訓練團第四團，地點在西安，是訓練準特務的地方，到延安去被截住的青年就都送去受訓）。畢業後，一出來就享受尉官待遇。你若有突出貢獻，還可以保送你到廬山去受訓呢。那可是天大的榮譽。蔣委員長擔任團長啊。”
傅彬冷冷地答道：“我不用想。我沒有去過延安，也沒有加入共產黨，你說的那個地方，隻有得了軟骨病的人，或是沒有骨頭的人才去的。我是永遠也不會去的。”
這時，主審人用略帶責備的口氣說：“年輕人，說話要三思嘛。我們完全是為你著想。不要辜負我們的一片好心。”
傅彬立即駁斥他的謊言：“好心？半夜三更無緣無故地把人抓走，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心？”
主審人被問得無言以對，隻好向下揮揮手，說：“算了。今天不談了，帶下去。”
第三次提審時，主審人態度就變了。問答之後，主審人冷笑著說：“你不要以為你不說，我們就沒有辦法。有人向我們說了。我們有證人。來人哪，把證人帶來對證。”所謂的證人，傅彬並不認識，也不是陝西分會的工作人員。那個人說：“你是從延安出來的，我知道。你還是老實說了吧。”主審人接著說：“證人有了，你還敢不承認嗎？”
傅彬立即戳穿了這種偽證，說：“這個人我不認識。如果可以隨時指證的話，我也可以指證他是特務。”
主審人立即惡聲惡氣地說：“不許胡說！你們總共有多少個共產黨員？誰領導工作？”
“我沒有參加共產黨，我怎麼會知道。”傅彬答。
“你再不說，我就派人把你送到深山老林、沒有人煙的地方，讓老虎吃了你……來人哪，把她帶去！”
一個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兵進來了。傅彬麵不改色地昂首等待著。主審人見她不為所動，就改口說：“看她年紀輕輕，饒她這次吧。把她帶回去，讓她再好好想想。”
第四次提審，主審人便開始恐嚇了，說：“你要還是不說，就讓你看看怎麼給人上刑。”
一個特務把她帶到防空洞口，從這裏可以看到政治犯受刑的場麵。有的被皮鞭抽打，有的被灌辣椒水，有的被燒紅的烙鐵往身上烙，慘叫聲一陣一陣傳出。那個特務對她說：“看見了吧。你再不說，就這樣給你上刑。”傅彬極度輕蔑地瞪了特務一眼，說：“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你們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
敵人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特務們原以為一個小小的20歲的女青年，隻要加以軟化和利誘，不怕她不投降。但是，出乎他們意料的是，用盡了軟化、利誘、威脅、恐嚇等手段，全不奏效。於是，隻好用起最後一件法寶——刑訊。
第五次提審，氣氛就完全不同了。地中央擺了一條長凳，傅彬一進門就被人按倒在長凳上，雙手被捆在背後，身上和腿上各捆了一條繩子。主審人吼問：“你說不說？不說就給你點厲害嚐嚐！”
傅彬淡然地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這時，主審人一聲令下：上刑！於是，她的腳下被硬墊上了磚頭，一塊、兩塊……傅彬感到痛得小腿就要斷了一樣。主審人不斷地吼叫著，她隻是報以沉默，她是個剛強的人，從不怯懦，更不會在敵人麵前屈服。這時，有人用木棍敲打她的踝骨。她感到痛得鑽心，身上頓時出了一身冷汗。主審人還在吼叫著。她抑製不住心頭的憤怒，說：“我不過是一個愛國青年，我願意抗日，因為，我是東北人，我希望收複東北失地，打回老家去。我有什麼罪，你們為什麼這樣殘忍？”
主審人一時回答不出。停了一會兒，說：“算了，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如果不交代，還給你上刑。”
受刑後，她已不能行走，是被人背回牢房的。她一進門，難友們都關切地看著她，隨同韓樂然出差的秘書向她豎起右手的拇指，表示敬意。一次受刑，十日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同獄難友照顧。當她能行走時，特務們又對她“上老虎凳”。這次由於舊傷未愈，異常疼痛，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她卻以驚人的毅力忍受住撕心裂肺的劇痛，一聲不吭。任憑主審人怎樣吼叫，她也全不理會，隻是用極度仇恨的雙眼瞪視著他……
傅彬被捕後，高崇民十分焦急，多方求援，但毫無結果。一日，他在街上行走，偶遇韓樂然。韓二次去戰地時，曾代國民黨軍隊的一位師長轉信去延安。歸來時，在西安被扣。軍法處曾進行審訊，但是，並無實據，可是，又不肯隨便放人，便把韓移送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這裏也不願意隨便放人，就叫他外出采買。因此，高才得以與之相會。韓將傅彬在獄中的鬥爭和受刑的情況都向高作了介紹。高得知她在獄中的鬥爭和受苦，極為痛心，又感她小小年紀能如此不屈，決心要把她營救出來。
一天，合作社的兩個社員突然來探監。來人一個叫王廉清，一個叫高鳳英。她們要求探監的理由是找她核對賬目。她們一麵假裝對賬，一麵悄聲對她說：“東總的同誌都走了。說了沒關係。”她心中明白，這是組織派來的人給她送信的。過了幾天，正趕上空襲警報，所有政治犯都鑽進防空洞裏，躲避日機轟炸。洞內既潮濕又陰暗，洞小人多，十分擁擠。在紛亂之中，韓樂然塞給她一張紙條。其大意是，在不破壞黨的組織的情況下，可以承認是共產黨員。她心中明白，這是黨組織的指示。兩個信息都說明組織正在營救她，心中感到無比溫暖。於是，便寫了所謂交代，隻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此外，為了迷惑敵人，還寫了幾個已離開西安的黨員的姓名。
特務們收到她的所謂交代後，不僅沒有釋放她，反而加緊了追問。一問領導人是誰，二問在哪裏開會。她答說一概不知。這時，她心中告誡自己，這是黨的秘密，這道防線無論如何也要堅持住。凶狠的特務們因無所收獲而暴怒。於是就給她上電刑。電刑是種特別殘酷的刑罰，可以破壞人的神經。它是把一根電線連在一架手搖發電機上，搖動手把，電線頭上就爆出火花，用爆出火花的電線頭往人的小腿上一紮，人立刻就會昏死過去。再用冷水一潑，讓人醒過來。對於特務的怒吼，她堅持著一言不發，此時，她的腦海裏隻有入黨時的誓言：寧死也不破壞黨組織，寧死也不泄露黨的秘密。
為了營救傅彬，高崇民苦心焦慮，思謀打通關係。他曾托傅彬的上級、西北工合西安辦事處主任徐維藩出麵，去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頭頭郭紫俊說情。最後，還是動員胡聖一打通了胡宗南軍隊的軍法處處長的關係，求他出麵說情，才把傅彬放了出來。特務們在傅彬身上毫無所獲，很不甘心，但礙於有勢力的人來說情，隻得放人。但是，實際上是假釋，隨叫隨到，不準離開西安。
10月，傅彬出獄。次日，高崇民冒著風險約她在一家小旅館裏見了一麵。她一見到高，如見到了親人。她在獄中一滴眼淚也沒有流過，可是現在，卻淚如雨下。她把滿肚子的委屈都傾瀉在高的麵前了。她彙報了獄中的情況，然後，拉起褲腳讓他看，高摸著她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被電火花燒下的傷痂，幾乎落下淚來，說：“你太受罪了，這個仇，我們一定要報！你們青年人犯了什麼罪？也不就是抗日報國嗎？他們對你們這樣狠，實際上，就是不讓你們抗日救國。”後來，高轉而安慰她說：“不要因為受了委屈就灰心喪氣。養好傷，再戰鬥。”高還以自己為例，說：“我經常遭蔣介石的通緝。至少有三次了，我也沒灰心。當然你受的罪比我的大。但仍要繼續戰鬥，幹抗日救國的事業就是要永不停手。”
傅彬請高給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送個信，說她希望能向他們彙報。高答應了。辦事處是上級領導，她向周子健彙報了被捕及獄中的情況和出獄經過，並交了一份書麵彙報，其中提出請求：準許她回延安。周說，回延安的事要等候延安的指示。要傅彬在原單位等候。在白區，一個共產黨員暴露了，組織上應立即將他轉移。讓傅彬原地待命，顯然是不合適的。
傅彬出獄後仍回合作社，一個女特務就住在合作社監視著她。後來，在獄中看管她的特務祁開章（後來，此人醒悟了，去了延安，詳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其中包括傅彬一案。在延安根據地將他的交代舉行過一次展覽。這個展覽吳蘿濱看過。吳在解放後見麵時告訴我們）常以談戀愛為名，進行糾纏。一天，她找到高崇民，對他說：“我出獄後，特務總是跟著我，要我為他們工作。我恨這幫狗東西！高老，你放心，我是堅決不會給國民黨壞蛋們做事的！”高說：“你還是得小心，別再出事。你可以常到鮑老太太（張冠英）家中去，擺脫掉特務。”後來，她不僅常到那裏去，而且常常住在那裏。
高崇民為人正派、耿介，做事敢作敢當。十年動亂期間，他毫不含糊地寫材料證明：傅彬在獄中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就是他派人授意的。這樣的好領導，真是難得啊。
關於傅彬的被捕，這裏還要補敘一筆。在她被捕以前，黨的上級組織已發來指示，要她轉移。但是，陝西分會地下支部書記於葦民卻因急著要去外地辦事，要回來後再安排她轉移。但就在他出差期間，傅彬被捕了。1950年在北京，她見到了於葦民。於當麵向她道歉，並做了檢討說，她的被捕，組織上負有責任。人的一生有許多未知數，它們可以左右人的前進方向，關鍵是看它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裏，和怎樣掌握它們。如果……她的曆史就可以改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