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黎明，打好背包，開飯後哨子一響，長龍似的隊伍出發了。我呢，梯隊部給一頭小驢，派一個年老同誌牽著，跟在隊伍後麵，走了幾天，已到紅區，腿仍不好，又有幾個人走不動了，組織決定我和他們幾人編在一組慢慢走。上山下山時，不能騎驢，我就拉著驢尾巴，經過半個多月，好容易才到延安。進延安南門時，那裏聚有許多驢子馱著東西，許久進不去，替我牽驢的同誌火氣上來了，一下把對麵的驢子推倒了，驢子的主人拉著他不放，要和他到毛主席麵前評理。我催他向農民認錯，他不肯，那位農民說：“毛主席、八路軍對我們都好，沒見過你這樣的八路軍！”他一定要見毛主席！事後還是說了好話，農民才放行。我內心非常讚成農民的主人翁精神。
經過一路騎驢，到達延安腿已消腫，走路也不拐，我們由陝公去的人都紛紛上前線，名單上沒有我，我不願留在後方，於是從駐地走到中央組織部，堅決要求去前方，初走幾裏腿還好，再走腿就作痛，到中央組織部時，腿又拐了。一位同誌接見我，他說：“你腿不能走，留在延安做的工作一樣是打敵人消滅鬼子。”我萬般無奈，隻好聽從分配。
組織定了的事，沒有什麼價錢可講。第二天我從駐地到組訓班報到，共學半年，陳雲、鄧發都來講過課。延安是黨中央所在地，目標很大，敵人常來空襲。一天下午，敵機來了，全組的人都在窯洞門口往外看，我也伸著頭看，看到敵機上掉下一個東西，我正問，已落下來了，“轟”的一響，同學們轉臉就往裏跑，他們把我壓在底下，這時窯洞上端已有一條長裂縫，幸好未塌，真是死到臨頭還不自知！還有一次輪到我和另一個女同學做飯，敵機又來了，我們快快把火熄了，跑到廚房後麵玉米地裏，剛臥倒，炸彈已下來，正炸在廚房前麵，行政處長被炸傷，我們僥幸未被炸著。秋天到了，我們班種的穀子已熟，我們要住在山上收割，為了防空，我們人人都用野草編成帽子戴上幹活，一遇空襲，大家都蹲在山溝裏，遠遠望去，就是一堆草。多少次，我們都是這樣瞞過敵機的轟炸。冬天來了，我們沒有棉衣，12月天氣，冰結得很厚，我們還是穿單衣，睡的是光席，幾個人睡在炕裏，抖累了，才入睡，不多會兒又凍醒了，又抖到天亮。我們寢室裏有一個30多歲的同誌，叫嚴述，她有一條棉被，一覺睡到天明。她有衣有被，還不願幹革命，過不久她就退職回家了。我們不管怎麼餓和凍，從未想過回家，我們是死心塌地跟定了共產黨，以苦為樂。為了解放全人類，什麼苦都不怕。記得我有一隻鞋子底掉了，在山溝裏拾到一大一小兩隻鞋底，便把它裁成一樣大，又貼一塊破布縫上去，用繩子穿起來，綁在腳上，就是鞋了。
六個月學習結業後，我又被分到中央財政經濟部辦的會計訓練班學習。學習期間，接到大哥托人帶給我的50元錢，我就用這點錢，替大家買牙刷、牙粉，然後買肉和大家吃了一頓，錢就沒有了。我唯一的一條被單，也剪了做成七條褲頭分給男同學。六個月的艱苦學習結束了，已是1940年夏天，我被分到陝甘寧邊區財政廳糧食局當會計。
我在中財處工作，處長很信任，後來改成局，局領導待我也很好。1942年春節前夕，我結束了手中的工作，住到中央醫院，準備生孩子，當時手中除了有幾片舊布外，別無他物，臨行前局長批了30斤麥子給我，自己買了半斤紅糖、幾個雞蛋，孩子出生了，沒有奶吃，天天處在半饑餓中，養到半歲，他因缺奶，十分瘦弱，又多病，我帶他到白求恩醫院住院。由於敵人封鎖，藥物缺乏，隻好每隔一天，就抽我20CC血給他打，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已見大好。
一天，中央軍委二局派人來接我，說是組織上調動我的工作，要我馬上就跟他去安塞二局報到，沒有辦法，隻好出院。當天下午先到王家坪軍事招待所住，來的是一位老人，牽了一匹馬，我收拾一下，就抱著孩子騎上馬，他牽著，快進飛機場了（醫院離延安十多裏，在鄉下），老人遇到一位熟人，就把韁繩交給我，他去和熟人說話。馬看到四下無人，就很悠閑地往前走，不料剛進機場，民房牆角邊有兩個農民在一起說話，馬的視野裏突然映進人影，就驚了，跳起來四蹄生風往前跑，把我的孩子摔出一兩丈遠，我呢？一隻腳套在馬鐙上，脫不下來，被馬拉著跑了幾丈遠，老人趕來時，馬已停下，我脫出腳，抱起孩子，不知馬上回醫院檢查傷情，而是帶著孩子繼續前進，晚上住在王家坪軍委招待所，孩子吐血，我的背上也擦傷多處。次日一早趕路去安塞，下午到了安塞軍委二局，當我交介紹信報到時，一位同誌風趣地問：“怎麼幹部未來，家屬先到了呢？”我笑笑。
在二局行政處會計科工作，日日夜夜不停手，孩子一日、兩日就吐一次血，醫務室無法治。我忙了工作，晚上又要紡紗，生產組長天天催命，每天要完成三克細紗。紡了紗又要再搞賬，孩子夜夜都跟在我桌邊，每次都是跪在桌頭和凳子上睡著了，我再抱他上床。孩子瘦弱得不成樣子了，想給他吃點什麼，又無錢。記得有一次，很需用錢，就從棉衣裏拉出一塊棉花，用手擰了十多條線，拿到小賣部代賣，不知賣了幾個錢，也不記得那錢作何用了（直到全國解放，1955年改工資製，自己仍不知錢為何物，不會買東西，至今還是留戀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方式）。我帶著多病的孩子，不停手地工作，直到他病得不行了，好心的同誌勸我向組織提出去延安為孩子治病（當時有一個十多歲的小男孩每天替我打水打飯）。組織上批準我帶孩子去延安治病，但不許帶那個小孩去。我隻好一個人抱著孩子坐順路的馬車去了，經過一天的顛搖，到延安一進中央醫院就搶救，好不容易漸漸轉危為安，不幸隻過幾天又傳染了麻疹合並肺炎，當時又沒有青黴素，隻好硬拖，未過三天，小小的生命被病魔奪去了。我失去了心愛的孩子，孤單極了，要求回延安，組織批準了。
1944年秋調回延安，分到中央軍委供給部，仍是做供給工作。這時期大生產熱火朝天，我仍紡紗，也有人到山上挖藥，什麼半夏、甘草、車前子等等，我都認識。有時單位修繕，需要幾個工，我們會計科就包下來，我一個人做幾個人的辦公室工作。我們平時穿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人人都以節約為光榮，浪費為可恥，至今我還是最討厭浪費，特別是有些人不愛惜公共財物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