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領導同誌在會議休息時間就到班上來和學生們交談，他們非常親切自然，人們就像孩子一樣圍在他們身旁問長問短，特別是朱總司令，真像老媽媽一樣關心青年人，他諄諄囑告我們：學習應注意理論聯係實際啊，不要崇尚空談啊，要注意把身體鍛煉好等。
由於日寇和蔣介石對我們邊區的封鎖，學校的生活自然困難，平日一天兩頓小米飯，每周一兩次饅頭，過年過節吃一兩次肉菜，但大家都一樣，誰也沒有叫過苦，冬天棉衣每班發幾套，大家調劑著穿，同誌們都是互相推讓，誰也不要新的，拆了舊的，到延河洗幹淨，縫縫補補又穿上了。
我們每月隻發一張馬蓮紙，筆是用細高粱稈上一個鋼筆尖，小瓶裏放點藍顏料衝水當墨水，但很多同誌的筆記都寫得整齊秀美，學校還給展覽過呢。
時光流逝，一年的時間到了，1939年春天我們就要畢業分配了，難得相聚的同誌們要分別了！舉行畢業典禮時，毛主席給我們作報告：“畢業後要當學生、當先生、當戰鬥領導者。”我坐在講台旁邊做記錄（這篇記錄稿我又抄了一篇帶到自己身邊，後來到山東遇上敵人失落了）。報告深入淺出，鮮明生動，同學們受到極大的鼓舞。同學們隻有一種想法，學習為了抗戰，要把學到的東西用到戰爭工作中去，爭取勝利的到來。
當時對畢業分配很少有同學提出什麼個人要求，因為外麵環境惡劣，我們都是黨員，分配去向很注意保密，常常是頭一天晚上組織找同學談話，交代了任務，第二天就走了，並不和其他同學道別。大家都有思想準備，彼此遵守規定，也不打聽誰去哪裏。因為我被分配留校當教導員，大家都知道教二十四班（長征老幹部班）文化政治課（現西藏自治區主要負責人紮西旺堆就在這個班裏，當時還要我教他寫劇本，他喜歡藏族舞蹈）。
看著其他同學要走，我心裏有說不出的矛盾，思想鬥爭非常的激烈。多麼親切的同誌，難得相逢在黨中央所在地，同窗一年了，如今就要分散，他們又要去和敵人拚命去了！到敵占區，到大後方，到白區……誰知什麼時候再相聚，誰知會遇到什麼戰爭情況！
畢業典禮的那天晚上，有幾位同誌來看我，鄭重地對我說：“你學習不錯，身體又單薄，安心留校教課吧。”
我問：“你們走後能來信嗎？”
“可能很少啊！記著吧，要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勝利的！”……
那天我一夜未能入睡，天蒙蒙亮時，我爬到山坡上，俯瞰那山下的路途……
不一會兒，看到了人影，同學們三三兩兩地離開窯洞，下山的隊伍出現了，他們順著彎彎曲曲的山路往大路走去。多麼熟悉的身影啊！他們身上隻有極其簡單的背包，那是疊得方方正正的背包，隱約看出背包後麵掛著一雙鞋子。看樣子是準備走長路的了！有的同誌還回頭望望山坡上，似在望著住慣了的就要離別的窯洞啊！出發的步子卻又邁得那麼疾速，很快就不見人影了！
我躲在一塊山牆後麵，瞅著瞅著，不禁心裏喊：“再見了！我的好同誌們！”不覺眼前有些模糊起來。
我蹲下來一會兒，心想：不叫送他們也好，如果去送，我哭了出來，豈不太懦弱了！服從分配啊！自己努力教課去吧！
回到我住的房間裏，學校的一位工作同誌推門進來，送來了一捆書。他說：“這是你們同班同學留給你的，收著吧！”
我幾乎撲了上去，把書接過來，珍視地撫摸它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此後，我在學校教課過程中，從未收到過他們的信，也無從打聽他們的下落。
十年之後，1949年秋初，全國解放了，大地回春！在北京，驀然遇見了我的同班同學！彼此多麼狂喜！小劉啊，小王啊，老葛啊！互相抱在一起雀躍啊，歡呼啊，敘別啊！……
然而，有幾位同誌卻永遠找不到了！十年前我在延安山坡上窺送他們，卻是永遠離別了他們！
他們啊，已英勇地光榮地犧牲在我們民族解放的戰鬥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