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波
1938年4月中旬，天氣忽冷忽熱，我和劉洪兩位女同誌穿著長了虱子的棉襖，背著小破背包，經過輾轉奔波，從山西“龍王涎”渡口過了黃河，到了陝西宜川縣境。老鄉告訴我們，山路上狼多，我們一人拿一根打狼棍子，步行了三天多，才到達久已向往的延安城。
到了啊！我們望著那延河的潺潺流水，山巒上層屋樓閣似的窯洞，又驚又喜！可找到黨中央所在地了！
這一瞬間，我們把渡黃河前備受的困苦，在友軍中工作的驚險……似乎全丟在腦後了！
那時山西的黨組織已給中央組織部去信了，我們住在延安城裏招待所。幾天後，中央組織部就找我們談話了。
中央組織部分配我到中央黨校學習的那天，正巧是1938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120周年紀念日。中央黨校當時在橋兒溝的一座天主教堂，這教堂就成了我們紅色高校的所在地。
一進門最醒目的就是那教堂牆壁上貼的馬、恩、列、斯像，我第一次見到了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半身像，十分激動！心想：太好了！這可解放了！如果在白區，看到這幾張像，就有殺頭的危險。我對著像片看了又看，久久不願離去。
中央黨校的學員有地方黨的負責幹部，有長征過來的工農幹部，還有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我被分配在21班，這個班裏有40餘人，有少數長征幹部，大部分是敵占區來的幹部學生，我是學生，被黨組織分配在山西工作了一段，也算幹部。
同誌們一見如故，問寒問暖，都說：“難得相聚啊！”真巧，在山西介紹我入黨的嶽峰同誌（女，全國解放後任北京市委紀委書記）也在這個班裏，在山東抗敵後援會約我參加民先隊的小壯也來了，我們高興極了！互相問候著，跳著說：“還以為你被敵人抓去了呢！”
教堂裏有幾間平房，我們幾個女同誌睡在平房裏的一盤土炕上，房後就是高山，有些同誌就住在山上的窯洞裏。嶽峰同誌把她僅有的舊褥子給我鋪上，我怎麼推辭，她還是硬要給我。
因為慶祝馬克思誕辰，那天我們吃的“二米飯”——大米和小米混合做的幹飯，菜是土豆燒豬肉，大塊的肉我吃著香極了，因為好長時間都沒有吃上這樣的美餐。
我們21班班主任是劉芝明同誌，他是老地下黨員、著名經濟學家（全國解放後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他找我親切地談話，問了山西那邊的一些情況，向我介紹了來黨校學習的要求和規定。
我們的學習是一年的計劃，因為戰爭的需要，不允許長期在後方學習。學習的課程主要是馬列主義、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學等，還學習和演習遊擊戰術等，教員多是有名的學者，有王思華、何培元、楊鬆等。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同誌常來作報告。
我們班上年齡最大的40多歲，最小的十七八歲。雖然同誌們有著不同的年齡、文化，來自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經曆和習慣，但都遭受過共同的災難困苦，大部分同誌都已家破人亡，有著共同的民族恨、階級仇，有著共同的信仰和誌向，要誓雪國恥，解放勞苦大眾，共同追求那真理的實現。我們都是中共黨員，要同生死共患難，所以彼此之間坦率赤誠，互相親切關懷。
我們在學習中記筆記的能力不同、領會深淺快慢不同，但互相幫助共同切磋極為融洽。
課餘時間，年紀大的給我們講長征經曆，擺“龍門陣”或談心傾訴身世遭遇，彼此互相鼓勵、期望：“要珍惜這一年的聚會啊！將來要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
和這些同誌在一起，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同誌”二字的可貴，“同誌”意味著共赴國難，相依為命，同仇敵愾，共同犧牲，共同追求那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
當時也有個別同誌不愛說話，愛呆在一邊想家或想心事，但同誌之間關係好，互相之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沒有利害之爭，更沒有什麼“猜忌”“嫉妒”之類的情況出現。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地點就在我們黨校禮堂，我們也跟著聽了大會的許多報告：關於抗日前方情況，敵占區情況，大後方情況，統戰工作的報告等，使我們開闊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增長了知識。晚上看電影，有蘇聯的《夏伯陽》等，是俄語原片，由楊鬆同誌做翻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蘇聯片子。開文娛晚會時，我還參加了演出，清唱了一段京劇《借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