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意做文藝工作
1941年上半年，學校組織處讓班指導員通知說，中央組織部叫我和陳若飛去談話。談話就是調動工作。我二人在路上商議：一不願工作，願意繼續上學；二想到抗日前線打鬼子去；三是做婦女工作。
見到組織部負責談話的同誌，我們先把心裏話全掏出來了。可他開門見山地說：“西北文藝工作團指名要你們倆。”我們說：“以上三種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搞文藝工作。要搞文藝工作，調你愛人去，她秦腔唱得那麼好。”我們這麼說他也不生氣，還繼續勸說我們：“你們有什麼意見，到文工團找團長談談。”無奈，我們倆帶上介紹信到楊家灣文工團去了。到文工團山下遇到一位同誌問路，他指了指半山上那幾間窯洞，又說：“你們找團長有什麼事？”我們沒好氣地說：“找團長，你管什麼事。”他沒生氣，說：“他住在最上邊三個窯洞的第一個。”我們倆慢慢爬到半山，找到那個窯洞口，“團長在不在？”窯裏那人說：“進來吧，我就是。”我倆一看頓時醒悟，原來指路的人就是團長，後悔剛才不該向他發火。經過短暫的尷尬沉默之後，我們把介紹信遞上去，又談了我們的意見與要求。團長講了文藝工作的重要性、革命工作的分工等，耐心說服我們，勸我們來團工作。我們又回到女大找校組織處幹部談，她們說：“講個條件，你們先去工作，待一年或半年之後再回來學習。”我們一聽就高興地同意了，心想，再困難頂多一年。我倆提出說：“把女大校徽讓我們帶走，做個紀念吧。”這個小小的要求被拒絕了。
誰想，到文工團不是一年半載，而是從此當了一輩子文藝戰士。生活總是曲曲折折，從不知到知之，從盲目反對到熱愛，對一個熱情、純真而又幼稚可笑的我，可能是必然的。
《講話》為我指明了方向
1942年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武裝了我的思想，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文藝工作中去。我到團後服裝、道具、管理圖書都幹過，後來由於工作需要，曆史把我推向舞台演出。團上決定排演《北京人》話劇後，團領導宣布我在劇中飾演曾瑞貞。這是我第一次當演員，演第一個角色。從抗日戰爭後期到解放戰爭時期以及建國後，我先後參加演出了《學習吳滿有》、《北京人》、《一朵紅花》、《變工好》、《張蘭英》……20世紀50年代在《白毛女》中飾喜兒，《紅旗歌》中飾張大梅，《龍須溝》中飾張大發妻兼演地主三女兒，《為兄為弟》中飾張漢三妻等等。我飾演了許多不同角色，雖然沒有成名，但是作為一名極普通的文藝戰士，以《一朵紅花》和《兄妹開荒》去楊家嶺給毛主席黨中央作為優秀劇目彙報演出。在解放戰爭中去醫院護理傷員，包紮傷口，喂水喂飯，慰問傷病員，我團女同誌立了集體功，演出也受到廣大人民的稱讚與好評，我深感自豪、自慰。
解放戰爭中演出時，一天換兩個點，深入農村和部隊。那時我正在給孩子喂奶，為了完成演出任務，領導請其他同誌用扁擔、籮筐，一頭一個孩子挑著隨同演出，常常在演出換場地的時候抽空給孩子喂奶。有些革命女幹部的孩子，就是在挑擔、籮筐、馬背上長大，受到戰火的洗禮。戰爭中的女性，肩負重荷，既打仗又撫育孩子，又要準備流血犧牲。她們都是最偉大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