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卡夫卡為了不再打擾妹妹，在施恩鮑恩宮租下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施恩鮑恩宮是布拉格18世紀的一棟住宅，它在城堡下麵，宮殿旁還有一個果園，果園的一邊與勞倫茨山相接。勞倫茨山附近有一座“饑餓牆”，它就在卡夫卡的住室附近。這道牆是由刑期已滿、馬上就要被聘用的囚犯建造起來的，牆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卡夫卡根據這座“牆”，創作了小說《萬裏長城建造時》，小說反映了“主管部門需要一些沒有使用目的的東西”這個主題。這期間，卡夫卡還創作了《在庭院門上的一擊》、《給科學院的報告》和其他兩部小說。他把《鄉村醫生》寄給出版社，完成了《在流放地》的最後的修改和潤色的工作，並再次改寫了小說的結尾。這一時期，他已經下了決心，準備辭去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的工作，建立家庭，成為一名專業作家。1917年7月，卡夫卡與費麗絲一起去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去看望費麗絲的妹妹。從布達佩斯回來的第二天，他曾做過這樣的聲明：“他同新娘鬧翻了，當時，他十分平靜，甚至還感到很舒暢。”不久，也就是1917年8月初，卡夫卡咯血了，一個月後，醫院大夫確診，他患了早期肺結核。5年來，卡夫卡當作家的決心時大時小，動搖不定，在這個過程中，他也曾反對過當官，他有時反對婚姻，但有時又爭取婚姻，他把自己這種矛盾狀況寫進了日記：“如果我過一段時間死了，或者喪失了生活能力……那我會說，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這個世界——費麗絲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衝突，這個衝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軀。”
由於卡夫卡患了肺結核，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第一次批準卡夫卡休假8個月，這是一個很長的假期，卡夫卡立即到他妹妹奧特拉那裏。奧特拉在波西米亞北部楚勞，經營姐夫的一個小莊園。卡夫卡在那裏寫信給馬克斯·勃洛特：
不管怎樣，今天我對結核病的態度，就像孩子抓住媽媽的衣裙一樣，緊抓不放，希望能從中得到幫助……我一直在設法解釋病因，因為這病不是我去追來的。我有時覺得，大腦和肺部已經達成了某種協議，而我對此卻一無所知。不過，我可以說，如果這一切事情真的那樣發生了，那麼，它們也是錯的。這是我的初步認識，這是第一段階梯的第一層台階，台階上放著一張雙人床，它在等我，它將自動打開，算是對我存在的報酬，算是對我這種人存在意義的寫照。不過，這張床肯定不會打開的，我也肯定不會越過考斯卡島的。我是否應該感謝自己沒有結婚的能力？我要是真的結了婚，那麼，我立刻會變成一個狂亂、瘋癲的人，現在，我正慢慢地變成這樣一個人。在這短短的假期裏，不是我自己，而是其他東西得到了休整。
9月20日，費麗絲來到楚勞看望了卡夫卡，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是個冷血動物，我毫無感情。我冤枉了她，讓她受了酷刑，而且，我還親自使用了刑具……”1917年12月，卡夫卡和費麗絲，分別從楚勞和柏林來到布拉格，27日他倆解除了婚約。卡夫卡剛把費麗絲送上去柏林的火車，就去辦公室找勃洛特，勃洛特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說：“他剛剛把費麗絲送上火車。他臉色煞白，神情變得十分嚴酷、冷峻。突然，他失聲痛哭起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這樣放聲大哭，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幕，這是我所經曆的最可怖景象。當時，在辦公室裏，除了我以外，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個同事緊挨著我的桌子坐著。那時，我在郵電總署的一個法律處工作……這真是一個布滿了灰燼，十分齷齪的辦公地點，它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卡夫卡徑直走進辦公室，在我辦公桌旁的沙發上坐了下來，那沙發是專門為當事人準備的，前來請求幫助的人，養老金享有者，被告，等等。他們來辦公室時，總是坐在那張沙發上。卡夫卡傷心地啜泣著，嗚嗚咽咽地說：‘非要有這樣的事不成嗎？這實在是太可怕了！’淚水沿著他的臉往下淌，我還從沒有見過卡夫卡這樣張皇失措。”
卡夫卡從馬克斯·勃洛特辦公室回來後的第二天，就給妹妹奧特拉寫了一封信，談到了他解除婚約的原因：
同費麗絲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十分不幸的。第一天除外，那天，我們還沒來得及談主要問題。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年以後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沒有昨天下午這麼多。如果我對這個決定的正確性有一絲一毫的懷疑的話，那一切就會更加糟糕。當然，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必要的，對此，我毫不懷疑，這樣的懷疑是根本不會出現的。退婚這個行動，從它本身而言，是不對的。而且，費麗絲在接受退婚時顯得十分平靜，甚至還很友好，就使退婚這件事更加糟糕。可惜所有這一切，都不能動搖我退婚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對外界，我解除婚約的理由是身體有病，我對父親也是這麼說的。
從這封信中，我們能夠看出，肺結核隻是他退婚的一個借口，其實卡夫卡隻是不想結婚，他再一次想與外界斷絕來往。1918年夏季和秋季，卡夫卡都住在布拉格，11月份，他到布拉格東部的一個小鎮施萊岑去旅行。在那裏，他結識了年輕的捷克姑娘朱麗葉，沃麗萊克，卡夫卡又一次違背了自己的原則，與朱麗葉訂了婚，不久又退婚。從卡夫卡給朱麗葉妹妹的一封信中，我們可以了解這次婚約的始末：
你可知道我和朱麗葉是怎樣相識的嗎？我們的相識十分奇特，對相信迷信的人說，這樣的相識不是好兆，它是不吉利的。我們每次相會，就要不停地笑好幾天。在吃飯的時候，在散步的時候，當我們麵對麵地坐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都要笑一通。總起來說，我們的笑聲是不歡暢的，因為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這樣縱情歡笑，這莫名其妙的笑聲是折磨人的，令人羞慚的；這笑聲使我們倆更加疏遠，不能在一起吃飯，會麵也少了，我想，這是符合我們的目的的。盡管我過了一年比較快活、自由自在、寧靜的生活（撇開疾病不說），但是，我像一個遍體鱗傷的人，隻要不磕不碰，我就能在百般痛苦中苟延殘喘下去；但隻要一碰到我最致命的痛處，我就會被擲回來，而且，我再也不能經曆以前那種事了。那些事情已經是、而且永遠是過去的事情，而疼痛的形式卻保留了下來，這是條地地道道的創傷渠道。在渠道內，每一陣疼痛都在來回移動。對此，我像第一天一樣，害怕極了，而且，這次恐懼感更加強烈，因為我的抵抗能力很弱……當時，也就是我和朱麗葉剛認識時，我一到夜裏就輾轉反側，徹夜不眠，這是我一年來的第一次失眠，我看到了威脅。
朱麗葉的情況可能要好一些，這不僅是因為，她是一個姑娘，而且，她有一種絕妙的、不易受外界影響的熱情與冷峻，這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我們就這樣熬了過來。至於休息，我們休息得很少，我原來真的想能天天去看病。但是，沒有時間。就這樣，我和朱麗葉一起熬了過來。人們已經在我們倆身上覺察到，在某種意義上，婚姻和孩子是最值得我去追求的東西，但是，我是不能結婚的。我拿出其他的證據也是白搭，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能讓人心服口服的，所以，能說明我不能結婚的最好證據，就是同費麗絲·鮑爾兩次退婚這個事實。我們就退了婚。
退婚以後，我在施萊岑住了3個星期，在這3個星期裏，我們雙方都沒寫過一封信。但是，當我去布拉格的時候，她也坐飛機，迅速趕到了那兒，我們倆又相會了，除此之外，我從沒有其他的辦法。不過，在所有的這些事情中，是我在起主導作用……
既然，我曾經有過十分嚴酷的經曆（僅僅是我自己有過嚴酷的經曆），那麼，我還有什麼權利這樣做？現在的情況要比以前好得多，這是我不曾想到的。這裏，我不想對此作一一的論證，而隻想說，我們倆曾經近在咫尺（現在仍然如此），而朱麗葉卻一點都不知道。可以做一個假設，我為結婚而做的一切準備工作，最後都將徹底廢除。也可以做這樣的假設：我與父親有一種不幸的關係，隻要他對我做的某件事情持反對的態度，那麼，這個反對態度就是最有力的證明，這件事是正確的。在我看來，這次婚姻雖然根植於愛情，但歸根結底，這是建立在理智上的婚配……
我內心的抗拒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消失的，在某種程度上，它總是虎視眈眈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這抗拒的對象是什麼？談到這個抗拒，我隻會像對陌生的事情一樣，顯得局促不安，張口結舌。我個人根本沒有力量去駕馭這些抗拒，如果抗拒想要發揮作用，那我就隻能聽從它的擺布了。每次碰到婚姻問題，我總是先把物質方麵的考慮放在一邊……而這次婚姻的風波卻不一樣，它對我講了一些事，鬼使神差地把我在物質上的擔心，摻和進其他事情當中，因為那些擔心本身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這場風波對我說，你得為自己內在的境況而不停地奮鬥，你雖然竭盡全力地奮鬥，但光靠這些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你還得建立起自己的家……但是，你依靠什麼力量去這麼做？給你生了多少孩子，你就要多少孩子。本來嘛，你結婚，就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在生兒育女問題上，對已婚夫婦加以限製，那樣，你會不寒而栗的。但是，你畢竟不是農民，國家是不會替你撫養孩子的；而且從根本上看，你的情況是：緊張過度，完完全全地為文學所吸引了，肺功能已經虛弱不堪，整天在辦公室裏搞那些抄抄寫寫的事，累得喘不過氣來。你還要在這種情況下結婚，而且，你還大言不慚地承認，自己必須結婚。你心懷這個目的，卻還有膽量，要求自己心安理得地進入夢鄉。第二天，你的頭像正在潰爛的傷口，疼得要命，但你還恍惚迷離地到處亂跑。難道你還想憑著白天的這種精神狀態，連累一個完全信賴你、獻身於你、對你忠心耿耿的姑娘，讓她傷心？
您也許會指責我說，這一切我是早就知道的，也就是說，我不應該把訂婚這件事辦到這步田地再退婚，免得與這件事有關的人受到這般折磨，對此，我要說這麼幾點：第一，即使人們有過類似退婚的經曆，人們也不能預知，這一次，也會以退婚而告終，人們隻能重新經曆這樣的事情，除此之外，沒有辦法；第二，當時，我確實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對結婚已經死了心。從這一點來看，我當時比較寧靜、比較快活的心情是莫名其妙的，是根本沒有根據的。於是我就想，我至少應該通過結婚，或者不顧一切地為結婚作準備，用這種方法來為自己找到一個高興的理由，所以，與朱麗葉的訂婚完全是我的精神狀態所迫；第三，正如我以前常說的那樣，當時的局勢對訂婚極為有利，我有希望完成自己想要辦的事情。雖然我不能不顧及蘊藏在內心深處的另一股力量，即反對訂婚的力量，但是，所有的力量都在我堅定的決心麵前退卻了、回避了。雖然它們要用失眠來動搖、銷蝕我的訂婚決心，但是，它們根本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現。我的希望就建立在我虛弱的內心思想之間的競賽，這個競賽分為幾個階段。首先，對疾病的治療擱置下來，因為教授們都休假去了——這很不妙；其次，我父親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裏，反對我和朱麗葉這門親事，這對我反而倒是有利。因為這樣一來，我的精力分散了，我就不會一味沉湎於結婚這件危險的事情之中。再次就是，我有可能搬遷到可以容身的住房裏去——很湊巧，有人能在短短的一星期之內，向我們提供住房。而且，這件事情相當有把握。真要是這樣，我們都已經結完婚了。可是到了星期五，我們發現，那房子已被其他人租走了，這樣，星期天我們無論如何也結不了婚。我不想說，這是我們的不幸；如果我們真的結了婚，那麼我們關係的破裂也許會更加使人惱怒，以致新婚夫妻雙雙都被埋葬。我要說，我對結婚抱這麼大希望不是沒道理的，用事實來衡量，我隻是個貧困的人，因為我貧困，所以我就不得不冒一下風險，孤注一擲，準備結婚。我說的不是謊話。
這在當時是一個轉折點，以後，我再也控製不了局麵，給我的限製已經滿了。以前一直在遙遠的天際向我發出警告的東西，現在真的在我耳畔轟鳴，朱麗葉大概從事態發展的跡象中，了解到了我關於訂婚的一些動機和想法，我沒有其他辦法，最後，隻好和盤托出了。